第722章 奏对（中）（1/2）

第722章 奏对（中）

考成法最早见于张居正在隆庆二年呈上的《陈六事疏》中的《重诏令》部分，实质颁行于四十八年前的万历元年十一月。

万历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疏上提纲挈领的一条是：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张居正认为，若想要“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则要“月有考，岁有稽”。

疏上当日，即奉到上谕：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议都依议行。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着该部另立期限责令完销，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

这道上谕虽未着文墨，但指示清晰。如果代入皇帝只有九岁，这个当时最大的政治背景，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断，无论是请开考成的奏疏，还是批示同意的上谕，实际都出自一人之手。

考成法最精粹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六科这一抓手，从制度上大幅度地强化内阁的行政责任和监察责任。

六科本来就是为与六部相对应而设置的，各科设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若干人，按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

此外，六科给事中还可以奉敕审理或兼理一定的事务，诸如充任使臣、参加重大刑狱案件的鞠问等；也可以“风闻奏事”，而不一定负核实的责任。

六科给事中官品较低，高不过六品，低不过七品，但因为直属于皇帝，所以可以纠劾百官，直达天听。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府州县官，都可指名弹劾。就连皇帝倦勤失德，他们可以直言劝谏。故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六科给事中和御史们的弹奏往往成为政局和舆论的导向。

但自正德、嘉靖以来，六科给事中对于六部的正常职务监察，逐渐流于形式，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发生急剧的分流。一部分人目睹时艰，能够舍身忘危，对各方面的腐蚀现象进行激切的揭露和抨击，有些人甚至不惜以生命来维护职责。

可是更多的给事中，却选择成为阁部大臣的附庸，同流合污以沾余润，甚至甘为刘瑾、严嵩这类权奸的鹰犬，充当他们的打手。在历次内阁大学士的互斗，以及阁部之争中，都必有各派的给事中和御史充当前锋斥候。

张居正当权，当然不乐意这样的情况重演。于是一方面要求恢复乃至提高六科原有的职任，规定各部、院的奏章和所奉的御批旨谕，一律要制成文册，分送六科和内阁。六科即据此进行审阅查核。

另一方面，张居正又规定六科的一切监察核查活动，必应接受内阁的再监督和再核查。这不啻是宣布，内阁乃是六科的上峰，是对监察者的监察。

这实际上就是改变了六科过去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旧制，空前地将大权集中于内阁。

公正地说，要想大刀阔斧地推进涉及天下的改革，就必须要集中权力。而在皇帝冲龄践祚的背景下，张居正也只能将权力集中到以他为首的一干辅弼重臣身上。

事实证明，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集权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没有早期的集权，就绝没后来的整饬吏治、丈量田土以及一条鞭法。

但成也集权，败也集权，张居正就是因为过度地将原本属于皇帝的权力集中于内阁，集中于他这个非相的“摄政”，才担上了专擅的骂名，最终落得个人亡政息、祸及子孙的下场。

后来，继任首辅申时行之所以力主废除考成法，与其说是因为考成法被时论抨击为“执事太严”“时政苛猛”，还不如说是因为皇帝已经成年，有了自己的想法，再像当年张居正那样集权内阁，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不过，朱常洛却并不觉得这样的集权会威胁到皇权本身，因为大明朝的分权制衡搞得实在是太好了，根本就不具备诞生伊尹、霍光的体制土壤。

文武分立、科举取士、寒门后宫、勋戚总掌京营、下品官规谏上品官、内阁司礼监分掌票拟批红大权。此外，各地还有比权臣名正言顺无数倍的藩王。只要有人敢造次，等待他的必然是天下群起而攻之。

即便是张居正这种空前绝后的“摄政”，也会被一个小小的“夺情”逼得不得不丁忧还乡。

可以说，只要不把这些坚如磐石的制度全部取消，皇权就是绝对的。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朱常洛冲着叶向高点了点头。“叶卿此言，切中肯綮。不过立限考事、以事责人的办法总还是不错的。”

“皇上圣明。”叶向高躬拜道，“臣也以为，可以沿用‘部劾抚、按，科劾六部’的办法，考成天下。而后则当恢复祖制，由皇上直领六科。”

“不不不，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还是太麻烦了。朕每天光是总揽决策、批答章奏、召见列卿就已经够累的了，要是再担一层总摄考成的差事，恐怕得累死。”朱常洛连连摇头，“六科缴本，仍由内阁总参。朕管着你们就是了。”

“可是祖制.”

“哎呀。祖制、祖制，哪有那么多祖制？”朱常洛打断叶向高说，“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尽复洪武祖制，岂不是连内阁也要取消？太祖高皇帝是铁打的神人，我可不是。”

叶向高眼睛一瞪，瞳孔一缩，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他确实在怨愤无聊之中，说过“遵高帝旧制，仍裁阁臣，而以天下事仍责之六部”的话。但这番话是叶向高在十几年前，给他老师申时行的贺寿信里写的。皇帝怎么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