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四大寇（大章加更）（2/2）
“英国有议会，有工会，有报纸。那些女孩罢工，报纸会报导，议员会说话，工会会支持。她们知道，自己是在爭取什么。可我们呢？我们的百姓罢工，官府会抓人，朝廷会杀头，天下人会说是刁民作乱。她们至少还有路走，我们没路走。”
“再说法国。”孙中山走回桌边，继续翻他的书袋。
“今年五月，巴黎的煤气工人罢工。你们知道煤气工人是干什么的吗？是给巴黎的路灯点火的。巴黎的煤气灯，有几万盏，全靠这些工人一盏一盏地点。”
他抬起头。
“他们要求涨工资，要求减少工时，要求成立工会。你们猜，法国政府怎么做的？”
陈少白问：“怎么做的？”
“派兵。”孙中山说，“军队开到工厂门口，工人不肯復工，军队就开枪。打死几个？报纸没写清楚。可罢工被镇压了，工会被解散了，工人被开除了。”
他顿了顿。
“法国，有《人权宣言》，有自由、平等、博爱，可工人罢工的时候，军队照样开枪。他们的总统，叫卡诺，是个大资本家。他们的总理，叫弗雷西內，也是个大资本家。他们的议会里，坐的全是有钱人。工人说话，他们不听；工人罢工，他们开枪。”
尢列沉吟道：“所以逸仙，你是说，洋人也不是什么都好？”
孙中山说，“自然，洋人也有洋人的问题。他们的工厂主，跟我们的地主一样，靠吸工人的血活著。他们的政府，跟我们的朝廷一样，站在有钱人那边。他们的军队，跟我们的八旗兵一样，专门对付穷人。”
他嘆了口气，接著说。
“可有一点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他们可以说话。”孙中山说，“伦敦东区的女孩罢工，报纸会报导，议员会质问，工会会支持。柏林贫民窟的医生，可以把他的报告印成书，让全德国的人都看见。巴黎的工人，可以组织工会，可以罢工，可以跟政府谈判——虽然谈判不成会被开枪打死，可至少他们试过，他们至少还能有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开口。”
他直勾勾地看著三人。
“我们呢？我们的百姓，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佃农交不起租，只能跪著求地主；码头工人被打，只能捂著血流走；孩子饿死了，只能挖个坑埋了。他们不敢说，不敢写，不敢闹。因为他们知道，说了也没用，写了会被抓，闹了会被杀。”
孙中山的语气渐渐平静下来。
“所以你们看，这世界上的黑暗，分两种。”
他伸出右手，竖起一根手指。
“第一种，是英国、法国、德国那种黑暗。他们有议会，有法律，有报纸，有工会。可他们的议会里坐的是有钱人，他们的法律偏袒有钱人，他们的报纸替有钱人说话，他们的工会打不过有钱人的军队。这种黑暗，是光天化日下的黑暗。你知道它在哪里，你知道它为什么存在，你可以指著它骂，可以组织起来跟它斗。斗得过斗不过，是另一回事，可至少你可以斗。”
他又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种，是我们这里的黑暗。我们没有议会，没有法律，没有报纸，没有工会。百姓不知道自己在受苦，不知道谁让他们受苦，不知道该怎么反抗。他们以为，活著就是这样，苦就是这样，奴才就是这样。这种黑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你连骂都不知道该骂谁。”
他放下手，看著三位挚友。
“亨利·乔治写《进步与贫困》，是让美国人知道，他们的黑暗在哪里。奥本海默医生写报告，是让德国人知道，他们的黑暗在哪里。那些火柴厂的女工罢工，是让英国人知道，她们的黑暗在哪里。他们有光，所以能看见自己的黑暗。”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
“我们呢？我们连光都没有。我们只能摸黑走路，摸著墙走，摸著地走，摸著前面人的后背走。走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
杨鹤龄握紧拳头：“所以我们要点灯。”
孙中山看著他，“是的，点一盏灯。让百姓看见——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原来別人也跟我一样苦，原来我们可以一起走。让百姓看见，原来这黑暗不是天生的，是有人故意点的；原来这奴才不是天生的，是有人故意熬的。”
“陈先生拒绝我的时候，我时常不忿，可是看完这些他给我的资料，我才发现，有太多的地方要改变，有太多的问题要面对。”
孙中山继续说：“你们知道清朝有多少条律例吗？我在书院问过何启先生，他说《大清律例》正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多条。这还只是律，还有则例，还有会典，还有各部院衙门自己定的规矩。”
他伸出右手，五指一根一根地弯下去。
“这四千多条规矩，有几条是护著百姓的？田赋怎么收，丁银怎么派，徭役怎么征，盐怎么卖，铁怎么炼，出海怎么禁，读书人怎么考，当官的怎么升，犯了事怎么判——全写明白了。写明白了，百姓就明白了？”
他摇摇头。
“不。写明白了，百姓就更糊涂了。因为写明白的是：你什么都不能做。”
他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你想开荒种地？先交钱领荒照。你想下海捕鱼？先交钱领船照。你想进城做工？先交钱领路引。
你想读书考功名？先交钱拜老师，再交钱应县试、府试、院试，中了秀才还要交钱拜座师。
你想娶媳妇？先交钱请媒人，再交钱下聘礼，再交钱办酒席。
你想死了埋进祖坟？先交钱请风水先生，再交钱买棺材，再交钱给地保送礼——否则就告你占用官地。”
他一口气说了下来，语速越来越快。
“你活著，要交钱。你死了，还要交钱。你一辈子，就是给官老爷交钱的一辈子。你以为你是在过日子，其实你是在替官老爷过日子。你种出来的粮食，三成归你，七成归地主和官府。你养出来的孩子，长大了继续种粮食，继续三成归自己，七成归別人。”
他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声音沉下去：
“这叫什么？这叫佃租制。我算过一笔帐——按朝廷的规矩，田赋是三十税一，听起来不重，对不对？可田赋之外，有耗羡，有平余，有杂派，有摊捐。加起来，少说也是十税一。这还只是朝廷收的。地主收多少？地租一般是五成，遇上好年景，能收到六成七成。朝廷拿一成，地主拿五六成，佃农剩下三四成。”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笔，在纸上写下一串数字：
“一户佃农，种十亩地，亩產两石，一年收二十石。田赋耗羡，拿走两石。地租按五成算，拿走十石。还剩八石。八石，够不够一家四口吃一年？勉强够。够不够交別的税？不够。够不够买盐、买布、修农具、看病？不够。怎么办？”
他放下笔，看著三人。
“借。借高利贷。春借一石，秋还两石。借几年，地就没了。地没了，怎么办？去码头扛活。扛活也扛不动了，怎么办？去討饭。討饭也討不动了，怎么办？等死。”
杨鹤龄一拳砸在桌上，震得茶壶跳了起来：“这就是朝廷！这就是大清！”
孙中山没有接他的话，继续说：“尤兄走过南洋，你知道猪仔是什么。”
尢列点头，声音低沉：“签一张契约，押三年五年，在种植园里干活，一天十几个钟头。病了没人管，死了就地埋。能活著回来的，十个人里不超过三个。”
孙中山说，“可为什么还要去？因为留在家里，也是死。去南洋，还有一线活的指望。”
“这就是我们的百姓。他们不是天生就愿意当奴才的。他们是活不下去了，才学会了跪著活。他们跪著，不是因为膝盖软，是因为站著会死。”
陈少白忽然开口：“逸仙，你方才说，奴才算不算得明白帐。你这帐，我听懂了。可百姓自己，算得明白吗？”
孙中山看著他：“少白，你说，一个从生下来就没吃过饱饭的人，他最想要的是什么？”
陈少白想了想：“吃饱饭。”
“对。吃饱饭。一个从生下来就挨打的人，他最怕的是什么？”
“挨打。”
“对。挨打。一个生下来身边就全都是短命鬼的人，他最怕的是什么？”
“吃不饱饭，还要经常挨打。”
三人脸色都很难看。
孙中山接著说，“那一个从生下来就被告知你是贱民，你得守规矩才能不挨打，才能有口饭吃的人，他最相信的是什么？”
陈少白沉默。
“他最相信的是：我就是贱民，我就是短命鬼，我得在有限的日子里，儘量让自己活下来。”
孙中山说，“这就是两百多年的日子熬出来的东西。你告诉他，你可以不做奴才，可以站起来，可以有自己的地，可以自己说了算。他信吗？他不信。他会想：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骗我的。如果我信了，我会被打得更惨，或者，我会死。”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群等著被救的人，是一群被伤透了心的人。他们的心，被伤了两百多年。”
“英国人有议会，有报纸，有规矩。可他们这些东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打了多少年仗？杀了多少个国王？流了多少血？《大宪章》是1215年签的，到现在六百多年了。六百多年，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英国人为什么有船坚炮利？因为他们有钱。为什么他们有钱？因为他们有工厂。为什么他们有工厂？因为他们有科学。为什么他们有科学？因为他们有大学。为什么他们有大学？因为他们有人肯想、肯写、肯说。”
“这些东西，同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三百年前，有一批人，在荷兰、在英国、在法国，开始想问题。他们想：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国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想了，写了，说了。然后，世界就变了。”
“美国人更短些，从独立到现在，才一百来年。可他们有什么？他们有《独立宣言》，有《联邦论》，有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这些人。这些人，用脑子想，用笔写，用嘴说，把道理讲明白了，老百姓才信。”
“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四书》《五经》，有孔孟程朱，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可这些人，讲的是忠君，讲的是爱民，讲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从来没想过，可以让民自己知之。”
“所以我说，奴才不是天生的。是两百多年的朝廷，用律例、用刀枪、用板子、用租税、用高利贷、用飢饿、用恐惧，一点一点，一寸一寸，把人心磨成奴才的。磨到最后，人自己都忘了，自己原来是可以站著的。”
孙中山摇了摇头，“我们这些人，读了书，见了世面，会算帐。可百姓不会。他们识字的不多，见过世面的更少。你跟他说平等，他听不懂。你跟他说自由，他听不懂。你跟他说民主，他更听不懂。”
“可你跟他说——这地是你种的，收成就该归你，他听得懂。你跟他说——这官是你养的，他就该替你办事，他听得懂。你跟他说——这朝廷是你交税养活的，凭什么骑在你头上，他听得懂。
陈少白若有所思：“所以，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说。”
“或许吧，但听得懂不代表信得过。”
”那位九爷杀了多少人才建立起今天的威信？他也不是光靠嘴说的，他的公报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识字吗？不识字，可我识字，读书人识字，士绅识字。”
“我们中国人，不笨，不懒，不蠢。我们只是两百多年，没人敢想，没人敢写，没人敢说。敢想的，被杀了头。敢写的，被烧了书。敢说的，被割了舌头。杀了两百多年，终於没人敢想了。”
他目光灼灼，从怀里掏出一份《公报》
“这是最新一期的报纸，那位九爷的手笔，我看完了之后泪流满面，几不可信。
这报纸上说，这两百多年，朝廷做的事，可以归结为九个字——分其民，愚其民，弱其民。”
“你们可知道，江寧城里有一座城？”孙中山问。
杨鹤龄一怔：“江寧？你是说南京？”
“是，南京。”孙中山说，“我有个同学是江寧人。他告诉我，江寧城东，有一座满城，里面住的都是旗人，汉人不得入內。那座城有多大？占了江寧城近一半的地方。”
“这不是南京一处的做法。西安有，杭州有，广州有，荆州有，成都有——全国各要地，都有这样的城中之城。”
尢列沉吟道：“我在北方游歷时，见过西安的满城。占了西安城四成多的地面，周围八千多丈的城墙，里面驻著两万多旗兵旗民。那城门有兵把守，汉人进去要盘查，出来也要盘查。”
孙中山说，“这就是朝廷的第一道法度——旗民分治。”
“旗民不交產，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
“这是大清律里写著的。”他指著报纸上那行字，“旗人的地，不能卖给汉人；旗人的女儿，不能嫁给汉人；旗人犯了法，不归地方官管，由专门的『理事同知』审理。汉人打了旗人，罪加一等；旗人打了汉人，罚酒三杯。”
陈少白冷笑一声：“我看了那篇报导，这就是分其民——把人和人隔开，让你没法抱团。”
孙中山继续说，“旗人靠什么活著？”
杨鹤龄想了想：“当兵吃粮？”
“嗯，只当兵，不做別的。”
孙中山说，“朝廷规定，旗人除了当兵当差，不准务农，不准经商，不准做工。他们的房子是朝廷盖的，粮食是朝廷发的，餉银是朝廷给的。一家几口，全靠一个人的兵餉养活。”
“这看起来是优待，可你们想过没有——这样一来，旗人就离不开朝廷了。他们没有自己的產业，没有自己的生计，离开朝廷的餉银，一天都活不下去。他们只能死心塌地跟著朝廷，替朝廷看著汉人。”
尢列缓缓点头：“我在洪门时，听过一句话：八旗是朝廷养的狗。这话虽粗，理却不粗。狗要听话，就得让它饿不著，也饿不死——饿不著，它才肯卖命；饿不死，它才不敢跑。”
“尤兄这话通透。”
孙中山说，“可这狗，不光要养，还要圈。旗人也不能隨便离开满城，出城要告假，远出要註册，逾期不归就按逃旗论处。他们被圈在城里，汉人被圈在城外，各过各的，各活各的。”
“你们看这香港，洋人管著，可华洋之间，没有这样的墙。洋人可以住在半山，华人可以住在山下，中间没有墙，只有路。可我们那里，有墙。有形的墙，无形的墙，把人和人隔开。”
陈少白若有所思：“所以分其民，就是让你没法知道——原来別人也跟我一样苦，原来別人也想反抗。”
孙中山转头看他，“没错，让你以为，你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让你以为，这天下就你一个人在受苦。让你以为，那些旗人是天生的主子，你是天生的奴才。”
“这报纸上还写了。”他说，“写的是朝廷这两百多年，怎么对付读书人。”
他翻开內页，指著上面的文字。
“顺治朝开始，就有文字狱。第一个倒霉的，是个叫函可的和尚，因为写了一本《变记》，被流放瀋阳，死在关外。康熙朝，庄氏《明史》案，七十多人被杀，家属流放。《南山集》案，戴名世被砍头，几百人受牵连。”
他抬起头。
“这些案子，都是什么罪名？不是谋反，不是叛逆，是写书。写明朝的事，写前朝的人，写不该写的字，说不敢说的话。”
杨鹤龄皱眉：“就因为写几个字，就杀人？”
“杀人？”孙中山冷笑一声，“庄氏《明史》案，死了七十多人。吕留良案，吕留良已经死了，还要把尸体挖出来，銼骨扬灰。他的儿子、学生，全部处斩。他的书，全部烧掉。”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沉下去：
“这不是杀人，这是诛心。”
尢列端起茶杯，却没有喝。
他看著杯中浮沉的茶叶，缓缓道：“我在上海洪帮，听老人说过，雍正年间有个案子，叫『维民所止』。考官出的考题，被说是『雍正去头』，考官当场被砍了脑袋。”
孙中山说，“哼，你要写诗，他挑你的字眼；你要著书，他翻你的典故；你要说话，他听你的音声。你永远不知道，哪句话会要你的命。”
他在室內踱了几步。
“可最厉害的不是杀人，是烧书。”
“乾隆朝，朝廷以修《四库全书》为名，向全国徵集书籍。说是徵求，实则是审查。凡是涉及满清入关的，烧；凡是记载清军屠城的，烧；凡是主张华夷之辨的，烧；凡是用了不该用的字的，烧。”
他停下脚步，看著三人。
“烧了多少，没有確数，但报纸上写著，估计至少十几万种书，从此人间绝跡。有些书，只剩下书名，內容再也找不到了。”
杨鹤龄倒吸一口凉气：“十几万种……”
孙中山说，“几千年的书，烧了十几年。烧完之后，你再看天下，乾乾净净，一片太平。可那是真的太平吗？那是被清空的太平。”
“还有更厉害的。”
他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朝廷自己编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都是朝廷修的。修书的时候，刪什么，留什么，改什么，全是朝廷说了算。你后来读的书，都是被朝廷洗过的书。”
他又伸出第二根手指。
“第二，控制科举。八股取士，四书五经，几千年的智慧，最后就剩下几本经书、几篇范文。你读什么，朝廷定；你写什么，朝廷判；你中不中举，朝廷说了算。天下的读书人，一辈子就琢磨那几本书、那几篇文，哪有功夫去想別的？”
尢列嘆了口气：“愚其民……..不让你知道真相，不让你读真书，不让你想真事。久而久之，你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孙中山摇了摇头，“可这还不够。还有第三件：弱其民。”
“我读了报纸，方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见了官要跪。”
“从顺治朝开始，朝廷就定了一条规矩——官民相见，必须跪拜。”
孙中山说，“这不是古礼，是大清的新礼。明朝的时候，士大夫见官，作揖即可。可大清不许，大清要你跪。”
“还有剃髮。”
他指著自己的头髮。
“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有十个字，你们都晓得——留髮不留头，留头不留髮。”
杨鹤龄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辫子，脸色铁青。
“江阴、嘉定，为这辫子，死了多少人？”孙中山说，“江阴守城八十一天，城破后被杀十七万。嘉定三屠，死了多少？没人能数清。可最后呢？最后大家都剃了，都留辫子了。”
“为什么要剃髮？因为头髮是我们的根。蓄髮是汉人的传统，是孔夫子传下来的规矩，是衣冠，是礼仪，是气节。朝廷要让你剃髮，就是要你忘了自己的根。”
陈少白喃喃道：“剃了发，换了衣，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让咱们在外形上，变成另一个人。你以为你还是你，可你照镜子的时候，已经认不出自己了。”
孙中山沉默了一会，看著尢列：“你走过沿海，可知道顺治、康熙年间的迁海令？”
尢列点头：“听说过。把沿海百姓內迁三十到五十里，烧掉他们的房子，毁掉他们的田地，不让任何人出海。”
“我昨日才搞清楚这里面的內情。”
孙中山说，“报纸上详细列举了，顺治十八年，朝廷下迁海令，从辽东到广东，沿海一律內迁。为什么？为了切断郑成功跟大陆的联繫。可他们不管百姓的死活。三十里內，房屋烧光，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不知几百万人。”
他声音渐渐高了起来：
“你们算算——几百万人，没了家，没了地，没了生计。有的饿死，有的累死，有的被官兵杀死，有的被海贼掳走。剩下的，逃到內地，给人当佃户，当长工，当奴隶。几代人的积蓄，一把火烧光。几百年的基业，一纸令下，化为乌有。”
他深吸一口气。
“这就是弱其民。让你没有家，没有地，没有產业，没有活路。让你只能靠给地主种地活著，靠给官老爷当差活著，靠给朝廷磕头活著。”
室內一片寂静。
良久，尢列轻轻嘆了口气：“这不是哪一朝哪一代的事，这是一套完整的制度。分其民，让你抱不成团；愚其民，让你想不明白；弱其民，让你站不起来。
这就是两百多年的功夫。一点一点，一寸一寸，把人磨成奴才。”
“最上面是朝廷，是皇帝，是满洲亲贵。中间是旗人，是八旗官兵，是满城的百姓。最下面是汉人，是民，是百姓。”
“可这最下面一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士绅，有地主，有商人，有佃农，有长工，有奴僕。士绅可以考功名，可以当官，可他们当的官，是满人挑剩下的。地主可以收租，可以纳妾，可他们收的租，一半要交朝廷。商人可以发財，可以置產，可他们发的財，隨时可以被官府抄走。”
他抬起头，眼里有著挣扎的愤怒，“或许这也是满清奴化的厉害之处啊——让你觉得，你比別人强一点，让你觉得，你还有希望往上爬。可你再怎么爬，也爬不到最上面去。因为最上面那层，是满缺，满族官员才能当的缺。”
“《大清律》里写得很明白：满人可以任汉缺，汉人不能任满缺。同一职位，满人的权力比汉人大。六部尚书，满人说了算；地方督抚，满人居其半。两百多年，汉人当过多少大学士？当过多少军机大臣？扳著指头都能数过来。”
陈少白冷笑：“这不还是主子和奴才吗？我常听那些苦力和农民说的三个字，苦惯了。
这三个字，就是两百多年的功夫。
你们想想，这两百多年，朝廷做了什么？不止是打打杀杀，是慢慢熬。用满城把你圈起来，用文字狱把你嚇住，用剃髮令把你的根斩断，用禁海把你的路堵死，用科举把你的脑子捆住，用八旗把你的盼头掐灭。剩下的，无非就是哪里冒出个清醒的，杀掉就是了。
无非香港这位成了气候，清廷实在下不去刀而已。除了咱们几个，眼下这香港，到底有多少想改天换日的清醒之人，谁敢想？”
孙中山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说道，
“我也时常害怕。我也是人，我也只有一条命。我大哥在檀香山辛辛苦苦赚钱供我读书，我要是死了，他怎么想？我要是被朝廷杀了，他怎么办？”
“可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
“什么事？”
“眼睁睁看著这个国，就这样烂下去。”
“眼看著洋人欺负我们，眼看著百姓饿死，眼看著朝廷一天比一天昏庸，眼看著孩子生下来就註定当奴才——而我什么都不做，只是活著，只是读书，只是娶妻生子，只是老死。”
他摇摇头。
“那比死还可怕。”
…………
天色微明时，歌赋街上已有早起的小贩挑著担子走过，叫卖声远远传来。
四个人站在窗前，看著这座逐渐甦醒的城市。
“你们说，”陈少白忽然问，“咱们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情？咱们会不会半道就丟了脑袋……”
“一百年后，还有人记得咱们吗？”
无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