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丁义珍跑了（1/2）

祁同伟当然明白，表现得更谦逊顺从，或许能换取高育良更多的好感，让“汉大帮”的交接更为平顺。

但对他而言，“顺利”並非首要目標，“速度”才是关键。

时间是他最稀缺的资源。

如果他始终以学生仰视老师的姿態与高育良沟通，主动权便將永远掌握在老师手中，何时交权、交多少，都將取决於对方的心情与节奏，这是祁同伟无法接受的。

另一方面，这一世的高育良虽然自身乾净，但“汉大帮”在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纳了不少赵家帮的旧部，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祁同伟並无意全盘接收这个“大礼包”，他需要的是甄別与清理。过於温顺的姿態，反而不利於他后续施展手段。

因此，他选择表现出適度的强硬。他了解高育良，以老师的修养和政治智慧，即便心中不快，也会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不会让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

至於师生关係的裂痕？祁同伟相信，待他顺利接收並整顿完毕，高育良也安然退居二线后，他有的是时间和方法去修补。

现在，他必须爭分夺秒。

第二天正式上班，祁同伟的第一项行程便是拜访刘省长。

如果说高育良是“心有不甘”，那么刘省长便是典型的“坐等退休”。

他几乎不再参与具体事务，能推则推，避免做出任何可能引发爭议的重大决策，只求平稳著陆。

祁同伟与这位名义上的政府一把手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沟通是务实的，双方很快达成了基本默契：

刘省长愿意让渡部分日常工作的决策权和主导权给祁同伟，使其能真正以常务副省长的身份运转政府体系；作为交换，祁同伟在刘省长正式退下之前，必须恪守两条原则：第一，在公开场合和程序上，必须充分维护刘省长作为省长的权威，保持尊重；第二，在此期间，不要启动任何具有重大政治或经济风险的新项目、新决策，以免节外生枝。

祁同伟对此欣然认同。

上一世在刘省长麾下担任公安厅长多年，他对此人的心態和行事风格早有了解，这番交易毫不意外。这也正是他当前所需的——一个能够实质性开展工作、却又不必立刻承担全部最高责任的空间。

隨后的一周，祁同伟进入了高强度的工作状態：研读歷年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数据，连续召开分管领域工作会议，逐一召见重要厅局负责人听取匯报。

短短七天，他对汉东省的经济社会状况、政府运行脉络以及关键干部的能力特点，有了初步的掌握。

这天晚上，祁同伟刚与北京的何弦及两个孩子通完视频电话，准备就寢，手机响了。是高育良的秘书罗学军。

“祁省长，抱歉这么晚打扰您。高书记请您现在来省委一趟，有紧急情况需要商议。”

祁同伟精神一振。

来了。

当他快步走进高育良那间宽敞的办公室时，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气氛凝重：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

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

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

省公安厅厅长肖钢玉；

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

祁同伟与眾人点头致意，在高育良示意的位置上坐下。

季昌明立刻开口，语气严肃：

“祁省长，情况是这样的。最高检反贪总局在侦查某部委一位处长赵德汉的案件时，发现了与我省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相关联的重大受贿线索。总局要求我们立即对丁义珍採取措施，实施控制。”

祁同伟面色沉静地点了点头。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心知肚明，但此刻他只是倾听者。

接下来，便进入了李达康的“表演时间”。

他情绪略显激动，力主將丁义珍控制在省內，由省检或省纪委进行调查，强调此举是为了“控制影响”，避免外界对京州、尤其是对涉及数百亿投资的光明峰项目產生不必要的恐慌，重蹈当年“林城投资商大面积出逃”的覆辙。

双方——主要是李达康与季昌明、陈海之间，就“控制方式”、“影响评估”、“办案权限”展开了唇枪舌剑的爭论。

高育良主持会议。

中途，高育良特意转向祁同伟：“同伟省长，你是常务副省长，主管经济工作，对光明峰项目的影响怎么看？”

祁同伟微微欠身，语气平和而立场超然：“育良书记，这件事性质特殊，涉及司法程序和干部管理。我是政府口的，具体办案流程不熟悉。我相信省委和政法委的判断，我听育良书记和各位的意见。”

他把球轻轻推了回去，既未支持李达康的“地方保护”倾向，也未附和检方的“立即控制”主张，保持了微妙的中立。

爭论持续良久，高育良见难以达成一致，最终拍板：“这样，此事关係重大，我立刻向沙瑞金书记电话匯报，请示省委的意见。”

以高育良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身份，对一个正厅级的省管干部採取强制措施，他本有相当的决策权。

但此事牵涉太广——光明峰项目是李达康乃至全省的脸面，丁义珍是核心操盘手，一旦抓人引发连锁反应，责任谁都难以承担。

高育良精明地选择了向上请示，既是对一把手的尊重，也是风险转移。

电话接通，高育良先是语气热络地谈及沙瑞金在全省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称讚其“一针见血”，除了打开话题的寒暄，一方面高育良是表达对一把手的靠近，另一方面，也是展现他本土实力派的肌肉。

或者说，是展现自己的tz价值，而並不是所谓的下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