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网络杂音（2/2）

徐辰，以一种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方式，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那两篇充满了“降维打击”思想的论文，让全世界数论领域，至少几十位顶尖研究者的心血，在一夜之间，化为了泡影。

他无意中，树立了无数个“敌人”。

当然，在学术界，这种“敌人”，並不会真的来找他寻仇。

他们只会，將“xu chen”这个名字，牢牢地，刻在自己的脑海里。

……

如果说，这位博士生的“受害”，还只是学术路线上的“误伤”，是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悲愴。

那么，另一位“受害者”的经歷，则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喜剧色彩。

在国內某知名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时代观察》的编辑部里，资深编辑老李，正头疼地看著一篇刚刚通过终审、准备付印的稿件。

稿件的標题，非常“宏大敘事”，充满了典型的“反思体”风格——

《“李约瑟难题”：论我国基础科学创新乏力的文化根源》

作者，是国內某知名师范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周文渊。

这位周教授，在人文社科领域，也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网红学者”。

他最擅长的，就是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反思”和“批判”国內的种种现象，其文章，往往视角“独特”，论点“犀利”，深受一部分崇尚“反思精神”的读者追捧。

在这篇文章里，周教授更是將其“反思”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

他旁徵博引，痛心疾首地，论证了中国基础学科如数学之所以迟迟无法取得世界级顶尖突破，其根本原因，不在於智力，不在於资源，而在於“文化”和“体制”的“原罪”。

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思辨而思辨』的纯粹理性精神，是西方文明独有的精神內核。而反观我们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的『经世致用』，还是法家的『耕战之术』，其本质，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思维范式。在这种文化土壤中，是难以诞生出像欧拉、高斯那样，仅仅因为热爱，就去仰望星空、探索无用之用的伟大灵魂的……”

“……再看我们的科研体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分追求『弯道超车』，导致了科研资源的分配，严重向那些能快速出成果、快速转化的『应用型』项目倾斜。而像『哥德巴赫猜想』这类纯粹的、看似『无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则长期处於被边缘化、被忽视的地位。我们的天才少年们，从小的教育，就是为了在奥赛中拿奖，为了升入名校，而不是为了探索真理。这种急功近利的氛围，从根源上，就扼杀了產生世界级大师的可能性……”

文章的最后，他更是用一种近乎於“神諭”的、悲观的论调，做出了总结：

“……因此，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只要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化基因和『功利主义』的科研体制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在未来的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內，中国，都几乎不可能，独立地，在那些终极数学难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这，或许就是『李约瑟难题』，在21世纪，给我们出的又一道无解的考题。”

这篇文章，写得文采飞扬，逻辑“自洽”，充满了这位周教授一贯的、居高临下的“精英启蒙”派头。

编辑部在审稿时，虽然也有年轻编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调，有些过於“以偏概全”，甚至“屁股有点歪”。

但最终，主编还是力排眾议，决定將其作为下一期的重点文章，刊登在头版。

因为，这篇文章，太有“话题性”了。

它精准地，踩中了当下社会中，那种“崇尚西方”、“反思自身”的思潮。可以预见，这篇文章一旦发表，必然会引起巨大的爭议和討论，从而极大地，提升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然而，就在付印的前一天。

徐辰的论文，发表了。

编辑老李，在办公室里，用手机刷到那条“北大本科生独立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相关难题”的新闻时，嘴里的茶水，直接喷了满屏幕。

他看著手机上，那个因为领奖时睡著了而火遍全网的、年仅十八岁的大一新生的脸，再看看自己电脑里，那篇还在等待付印的、言之凿凿地论证“中国五十年內不可能取得突破”的雄文。

他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地疼。

【这……这他妈，还怎么发？】

【这要是发出去，我们期刊，不得被全网的数学家，连带著吃瓜群眾，一起笑掉大牙？】

【这简直不是在发表论文，这是在主动把脸伸过去，让人家打啊！而且是左右开弓，用一百零八种姿势，反覆地抽打啊！】

他立刻，拨通了那位周文渊教授的电话。

“喂，是周教授吗？我是《时代观察》的老李啊。”

“哦，是李编辑啊！怎么样，我那篇文章，下期刊印，没问题吧？”电话那头，传来周教授那中气十足的、带著一丝学者派头的声音。

“咳咳……周教授啊，”老李的语气，充满了尷尬与同情，“有个事……可能得跟您说一下。”

“您……今天看新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