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夏尔·戴高乐（2/2）
他顿了顿：“1917年，军队譁变，是我稳住了局势。那时候我就明白：士兵的生命，比荣誉更重要。国家的生存，比胜利更重要。”
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加斯顿觉得哪里不对。他想说些什么，但贝当抬手制止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加斯顿。你在想：这是失败主义。”老人笑了笑，笑容里没有温度，“但我问你：如果明知打不贏，还要让几十万年轻人去死，这叫爱国主义吗？这叫愚蠢。”
他站起身，动作缓慢但平稳：“去准备吧。布沙尔那边，盯著点。那个叫洛兰的年轻人，如果他太碍事，就把他调走，调得远远的。还有，那些老兵，让他们消失。”
“是，元帅。”
“还有一件事。”贝当走到窗前，拉开一条缝隙，看著外面阳光灿烂的街道，“联繫一下赖伐尔。告诉他时机快到了。”
皮埃尔·赖伐尔。前总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与德国和解。
加斯顿的心臟狂跳起来。
他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贝当不是在做最坏的打算，他已经在为战后布局，一个由他领导、与德国达成“体面和平”的法国，这个人想做法国总统！
“我明白了，元帅。”加斯顿立正，“我会安排好一切。”
“去吧，记住，谨慎，非常谨慎。”
加斯顿敬礼，转身离开。门关上时，贝当依然站在窗前，看著这座即將经歷烈火的城市。
“法兰西，”他喃喃自语，声音很轻，“我的法兰西。”
......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巴黎第十区，“刺刀与玫瑰”酒馆。
酒馆今天提早打烊，老雷米掛上暂停营业的牌子，拉下百叶窗，只留吧檯一盏昏暗的灯。
地下室更暗，只有几根蜡烛提供照明，空气里有灰尘和葡萄酒的味道。
这里以前是储藏室，现在堆著一些旧家具，中央摆著一张粗糙的木桌。
费利克斯·勒克莱尔少尉坐在桌边，手里拿著一杯白兰地，但没有喝。他换下了宪兵制服，穿著普通的深色便装，金髮在烛光下微微反光。
脚步声从楼梯传来。马尔尚先下来，然后是洛兰。
这是费利克斯第一次正式见到洛兰，他仔细打量著这个年轻人。
比他想像中更年轻，脸色苍白，眼中有血丝，但背挺得很直。
那种姿態，不是军校训练出来的標准军姿，而是一种由內而外的坚定。
“勒克莱尔少尉。”马尔尚介绍，“洛兰中尉。”
两人握手。费利克斯感觉到洛兰的手很凉，但握力很强。
“我看过你写的报告。”费利克斯开门见山，“关於阿登的推演，很精彩，也很可怕。”
“谢谢。”洛兰坐下，“马尔尚中尉说你有重要的事。”
费利克斯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推到桌子中央。
“过去三天，我执行了四次特殊任务，都是加斯顿少將直接下达的命令。”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非常清晰，“第一次，护送一位平民访客从瑞士边境到巴黎，访客的名字我不確定，但他讲德语，有柏林口音。”
“第二次，深夜运送一批文件到国防部地下档案室，文件箱很重，我不小心摔了一跤，箱子裂开一条缝。”费利克斯抬头看著洛兰，“里面不是法文文件，是德文，我认得几个词：『停火条件』，『占领区划分』。”
“第三次，昨天下午，护送加斯顿少將去十六区的一栋私人公寓，他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出来时脸色很严肃。”费利克斯顿了顿，“我查了那栋公寓的业主，登记在一个空壳公司名下，但追踪资金流向后发现，最终受益人是皮埃尔·赖伐尔。”
“第四次，就在今天上午。”费利克斯的声音更低了，“加斯顿让我销毁一批通讯记录。不是烧掉，是用专门的化学药剂彻底溶解，我留了一张碎片。”
他从笔记本里取出一小块烧焦的纸片，只有指甲盖大小，上面有半个词：“ubergabe”。
德语，“移交”或“投降”。
地下室死一般寂静。蜡烛的火苗在三人眼中跳动。
“他们在准备投降。”马尔尚终於说，声音嘶哑，“在战爭还没真正开始之前，已经在准备投降。”
“不是准备，”洛兰纠正，“是谈判。贝当、加斯顿、赖伐尔他们已经在和德国人接触，討论法国投降的条件。”
他想起戴高乐的话：“只要还有法国人愿意战斗，战爭就没有结束。”
现在他明白了，真正的敌人可能不在柏林，而在巴黎。
“我们该怎么办？”费利克斯问，“我是宪兵，我的职责是服从命令，但服从这种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
“你的职责是保卫法国。”洛兰看著他，“不是保卫那些准备出卖法国的人。”
费利克斯沉默了很久。烛光在他年轻的脸上投下跳动的阴影。
“我父亲1918年战死。”他终於说，“他死前最后一封信里写：『告诉费利克斯，我为法兰西而死，是为了他能为法兰西而活。』”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决绝的光芒：“如果这就是他为之牺牲的法兰西，一个由投降派和叛徒统治的国家，那我寧愿背叛它，也要拯救它真正的灵魂。”
这句话在狭小的地下室里迴荡，马尔尚点点头，洛兰也点点头。
三个年轻人，在战爭前夕的巴黎地下室，达成了无声的盟约。
“接下来怎么做？”马尔尚问，“我们不可能公开指控贝当元帅，没人会相信。”
“我们不需要公开指控。”洛兰说，“我们需要证据，確凿的证据。能证明他们通敌的证据。”
“怎么获得？”
费利克斯思索片刻：“加斯顿的下一次秘密会面，我会爭取参与。如果有通讯，我会尝试复製，如果有文件，我会尝试拍照。”
“太危险了。”马尔尚说。
“1918年，我父亲在索姆河衝锋时，没人跟他说太危险了。”费利克斯微笑，那是个悲伤但坚定的笑容，“而且，我有优势，我是宪兵，他们最不会怀疑的人。”
洛兰看著这个金髮年轻人，想起五个月前在塞纳河边扶起他的那个雀斑警察。
这个国家还有这样的人，在黑暗中坚守著微弱的光芒。
“我们需要一个联络网。”洛兰说，“如果事情败露，如果巴黎有一天遭遇不幸，我们要保证信息还能传递，抵抗还能继续。”
“我有一些人。”马尔尚说，“参谋部里还有清醒的人，不多，但可靠。”
“我也有。”费利克斯说，“宪兵队里有些人也看不惯现在的风气。”
“老兵们。”洛兰说，“勒布朗他们，明天就要去南方了。但他们可以在那里建立据点，接收情报，协助疏散。”
三个人快速討论。一个粗糙但可行的网络开始成形：马尔尚负责高层情报，费利克斯负责监视投降派，洛兰负责分析和传递预警，老兵们负责南方节点的建立。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马尔尚说，“如果巴黎真的守不住，我们要去哪里？哪里是安全的？”
洛兰想起歷史。
1940年6月，法国政府先迁往波尔多，后迁往维希。
“南方不一定安全。”他说，“如果投降派掌权，他们会控制整个法国，包括南方。”
“那去哪里？”
洛兰沉默了几秒。
他不能说伦敦，不能说戴高乐会去那里建立自由法国，时间还没到。
“我们需要多条路线。”洛兰最终说，“北方，南方，甚至海外，具体去哪里，到时候看情况决定，但原则是，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费利克斯点头：“明智。”
墙上的掛钟敲响十下。蜡烛快要烧尽了，火苗越来越微弱。
“该走了。”马尔尚站起身，“分头离开，间隔五分钟。”
费利克斯先走。
在楼梯口，他转身看向洛兰，感情真挚的说：“中尉，保重，希望下次见面时，我们还能这样平静地喝酒，认识你们是我做过最正確的事情。”
“希望如此。”洛兰说。
费利克斯消失在楼梯上方，五分钟后，马尔尚离开。
洛兰独自坐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听著楼上酒馆里隱约传来的声音，老雷米在收拾杯子，哼著一首一战时期的老歌。
他想起戴高乐的话：“保持清醒，保持愤怒，保持希望。”
现在，他有了同伴。
清醒的，愤怒的，怀著坚定希望的同伴。
蜡烛终於熄灭了，黑暗吞噬了一切。
洛兰站起身，摸黑走上楼梯。
推开地下室的门时，酒馆里只剩下吧檯一盏小灯。老雷米在擦杯子，头也不抬：“走了？”
“走了。”
“路上小心。”老人说，“最近晚上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