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接触爱国商人，传递善意信號（1/2）

六月二十七日，周三下午，香港上环，莲香楼。

这家老字號茶楼已经开了半个多世纪，三层高的旧式唐楼，木製楼梯踩上去咯吱作响，天花板上吊著老式风扇慢悠悠地转著。正是下午茶时分，茶楼里人声鼎沸，伙计提著大铜壶穿梭在各桌之间，叫卖点心的推车在狭窄的过道里挪动。

王恪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点了一壶普洱，几笼点心。他今天穿著普通的灰色中山装，戴著一副平光眼镜，看起来像是个普通职员或教书先生。

他在等一个人。

三天前，他通过林律师给霍英东那边回了信，说“观潮生”先生近日离港，但委託他这位朋友代为见面。回信很客气，约定了今天下午三点在莲香楼见面。

王恪特意提前半小时到，选了这个位置——靠窗，能看到楼梯口和大部分座位，背后是墙，没有后顾之忧。陈卫在对面街角的凉茶铺坐著，保持著警觉。

两点五十分，楼梯口传来脚步声。

王恪抬眼看去，上来了三个人。为首的中年男人四十岁左右，穿著深蓝色西装，没打领带，身材中等，面容平和，但眼神很亮。他身后跟著两个年轻人，一个提著公文包，另一个警惕地扫视著茶楼。

是霍英东。

王恪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但真人比照片上更精干些。

霍英东的目光在茶楼里扫了一圈，很快锁定王恪这边——因为这个时间段，独自一人坐一桌的中年男人不多。他走过来，两个年轻人在不远处找了张桌子坐下。

“请问是王先生吗？”霍英东的普通话带著明显的广东口音。

“霍先生，幸会。”王恪起身，伸出手，“我是王恪，『观潮生』先生的朋友。”

两只手握在一起。霍英东的手很有力，掌心粗糙，是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跡。

“王先生请坐。”霍英东在王恪对面坐下，很自然地给自己倒了杯茶，“观潮生先生那篇文章，我拜读了，很有见地。可惜他离港了，不能当面请教。”

“霍先生客气了。”王恪说，“观潮生先生临走前说，霍先生是香港商界有识之士，让我务必来见见。他说，有些想法，或许能和霍先生交流。”

“哦？什么想法？”霍英东饶有兴趣地问。

王恪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霍先生觉得，观潮生先生那篇文章里，最有价值的观点是什么？”

霍英东想了想：“关於日本经济復甦那部分。我在做航运，最近明显感觉到日本货多了，价格也便宜。而且日本商社的人很拼命，做事很细致。如果真像文章预测的，五年內日本经济恢復到战前水平，那对香港的贸易格局会有很大影响。”

“不只是贸易格局。”王恪说，“日本一旦重新崛起，整个东亚的经济秩序都会改变。美国会扶持日本作为远东的桥头堡，东南亚的市场会被日本商品占领，甚至……”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甚至会影响台湾海峡的局势。”

霍英东眼神一凝，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

这个话题很敏感。1951年的台湾，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其经济復甦必然伴隨著政治和军事上的重新武装。

“王先生看得深远。”霍英东放下茶杯，“但这是大事，我们做生意的，还是多谈生意经。”

“生意和政治，从来分不开。”王恪说，“霍先生做航运，最近应该感觉到了，有些航线越来越难走，有些货越来越难运。”

霍英东没有否认。

韩战爆发后，美国对华禁运，香港作为转口港受到严密监控。霍英东的船队主要跑东南亚航线，但最近几次运输药品和医疗器械去內地，都遇到了麻烦——不是被英国水警拦截检查，就是被不明船只跟踪。

“王先生有话不妨直说。”霍英东看著王恪。

“观潮生先生认为，未来几年，香港的贸易环境会越来越复杂。”王恪说，“美国会加强禁运，英国当局会配合，传统的转口贸易模式会面临挑战。香港要发展，必须转型。”

“怎么转？”

“工业化。”王恪说，“发展本地製造业，减少对转口贸易的依赖。文章里提到了，纺织、塑胶、玩具、电子，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產业，香港有优势。”

“但开工厂需要技术，需要设备，需要市场。”霍英东说，“技术设备从哪里来？市场又在哪里？”

“技术设备，可以从欧洲引进，也可以通过某些特殊渠道。”王恪意有所指，“至於市场，东南亚是一个，但更重要的是……”

他停顿了一下，手指在茶杯上轻轻敲了敲：“內地。”

茶楼里嘈杂的人声仿佛在这一刻远去了。

霍英东盯著王恪，看了好几秒钟。

“王先生，这话可不能乱说。”他缓缓道，“现在的情况，往內地运货，风险很大。”

“风险大，但意义也大。”王恪说，“霍先生，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也知道你遇到什么困难。观潮生先生让我转告你：这条路是对的，但要走得聪明些。”

霍英东的表情严肃起来：“王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希望国家好起来的中国人。”王恪说得很坦然，“霍先生，你做的那些事，有人知道，有人记著。现在可能看不到回报，但总有一天，这份情谊会被记住。”

这话说得很有分量。

霍英东沉默了一会儿，招手叫伙计加了一壶热水。等伙计走开后，他才低声说：“王先生，有些事，心照不宣就好。你说得对，路是对的，但怎么走，要仔细筹划。”

“正是为了筹划，我才来见霍先生。”王恪从隨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推到霍英东面前，“这是观潮生先生整理的一份资料，关於未来几年世界航运业的发展趋势，还有一些新技术新船型的介绍。他说，霍先生是做航运的，或许用得上。”

霍英东接过信封，没有当场打开，而是小心地收进西装內袋。

“代我谢谢观潮生先生。”他说，“这份情，我记下了。”

“还有一件事。”王恪说，“观潮生先生最近在研究一个问题：战后世界经济復甦，哪些產业最有前景？他的结论是：航运、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但做这些大產业，需要大资本，也需要政策支持。”

霍英东听得很认真：“香港这里，政策支持谈不上，但资本可以想办法。”

“如果……不只是香港的资本呢？”王恪问。

霍英东的眼神锐利起来：“王先生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有些力量，虽然现在看不见，但正在成长。”王恪说，“霍先生，你相信吗？不出十年，中国会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会有自己的远洋船队，会开发自己的油田，会建设自己的港口和铁路。”

这话在1951年听来，几乎像是天方夜谭。

新中国刚成立两年，韩战还在打，国內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匱乏。说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要有远洋船队，要开发油田……多少人会嗤之以鼻。

但霍英东没有笑。

他认真地看著王恪，看了很久，然后说：“我信。”

两个字，很轻，但很坚定。

王恪心里一动。他知道，这句话不是敷衍，是霍英东真实的想法。这位出身贫苦、白手起家的商人，有著超乎常人的眼光和魄力。

“为什么信？”王恪问。

“因为我见过。”霍英东说，“抗战时期，我在澳门见过那些从內地逃难来的人，有知识分子，有技术工人，有学生。他们虽然衣衫襤褸，食不果腹，但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在香港很多人眼里看不到。”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后来我做航运，往內地运过货，接触过那边的人。他们很苦，很穷，但有一种劲儿，是拼命想把事情做好的劲儿。有这种劲儿在，这个国家就有希望。”

王恪点点头：“霍先生看得明白。所以观潮生先生说，像霍先生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把眼光放在香港这一亩三分地上。应该看得更远，想得更大。”

“怎么做？”

“现在多做准备。”王恪说，“积累资本，积累经验，积累人脉。等到时机成熟，那些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就会变成可能。”

霍英东若有所思。

这时，楼梯口又上来几个人，吵吵嚷嚷的，打破了茶楼的平静。霍英东看了一眼，对王恪说：“王先生，今天谈得很愉快。不过这里人多眼杂，不宜久留。改日我们再约，好好聊聊。”

“好。”王恪起身，“霍先生，观潮生先生还让我转告一句话：路虽远，行则將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霍英东郑重地点点头：“这句话，我记住了。”

两人握手告別。霍英东先带著两个年轻人离开，王恪又多坐了一会儿，等陈卫从对面凉茶铺发来安全信號，才起身下楼。

走出莲香楼时，下午的阳光斜照在街道上。王恪沿著骑楼慢慢走，心里復盘刚才的谈话。

第一次接触，效果不错。

霍英东的態度很明確：他愿意做爱国的事，也愿意与“观潮生”这样的有识之士保持联繫。但作为商人，他需要看到实际的利益和可行的路径。

王恪给出的，正是这两样。

航运业发展趋势的资料，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而对未来前景的描述，则是画出了一幅值得期待的蓝图。

更重要的是，他传递了一个信號：你做的，有人知道，有人认可，未来会有回报。

这对於在风险中前行的爱国商人来说，很重要。

接下来的几天，王恪陆续接触了几个人。

六月三十日，他通过周老板的关係，见到了包玉刚。

见面地点在湾仔的一家潮州菜馆。包玉刚此时三十三岁，比霍英东年轻，穿著也更西化，深灰色三件套西装，打著领带，头髮梳得一丝不苟。

“王先生，幸会。”包玉刚的普通话比霍英东標准些，带著江浙口音，“周老板说，你是做进出口的，对航运也有兴趣？”

“兴趣谈不上，就是觉得这个行业很重要。”王恪说，“包先生在上海银行工作，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贸易离不开航运，航运离不开金融。”

包玉刚笑了：“王先生说到点子上了。我做银行业务，最大的感受就是：货物流转的速度，就是资金周转的速度。船跑得快，钱就转得快。”

两人从航运谈到金融，再谈到国际贸易。包玉刚的知识面很广，对欧美市场很了解，说话逻辑清晰，很有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