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3章 获聘「国家信息技术战略諮询委员会」特邀委员（2/2）
讲得很实，问题抓得很准。
討论环节，一位来自北大的教授说：“我认为，应该集中力量开发我们自己的作业系统。没有作业系统，软体產业就是空中楼阁。”
另一位来自產业界的委员反对：“开发作业系统投入太大，周期太长。我们应该先做应用软体，积累经验，再向上游延伸。”
爭论又开始了。
王恪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开口：“我同意开发自主作业系统的必要性。但我想换个角度思考：什么是作业系统？本质上，它是硬体和软体之间的翻译官。翻译得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让软体开发者方便，让最终用户好用。”
他拿出方舟作业系统的例子：“我们做方舟os时，没有追求技术上的最先进，而是追求用户体验的最好。比如中文支持，不是简单地把英文菜单翻译成中文，而是从底层就支持双字节字符。比如一键恢復，不是技术多复杂，但解决了用户的大问题。”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大家都在听。
“所以我认为，软体產业的发展，要以应用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王恪继续说，“作业系统要做，但不要关起门来做。要开放接口，吸引第三方开发者；要建立生態，让用户有软体可用；要叠代改进，根据反馈不断完善。”
他顿了顿：“另外，我建议设立『软体创新基金』，专门支持小型软体公司和独立开发者。这些人最有创造力，但最缺资金。给他们一点支持，可能就会诞生改变行业的產品。”
这个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软体司的司长当场表示：“王委员这个建议好，我们可以研究。”
散会后，钱学森拍著王恪的肩：“说得好。做事情，最怕脱离实际。你从企业角度提的建议，最实在。”
王恪苦笑：“就是有点得罪人。刚才那位主张集中力量做作业系统的教授，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
“怕什么。”钱学森笑了，“科学討论，就要有不同声音。只要是为国家好，爭论是好事。”
五月初，王恪接到了第一个正式任务：带队调研长三角地区的集成电路產业现状。
调研组一行七人，除了王恪，还有电子工业部的一位副司长、中科院微电子所的一位研究员、清华和北大的两位教授，以及科委的两位工作人员。
第一站是上海。参观了一家国营半导体厂——车间很老，设备是七十年代从日本引进的，现在只能做3微米工艺的简单晶片。厂长五十多岁，说话带著上海口音：“我们也想升级，但没钱。一台新的光刻机要几百万美元，外匯额度批不下来。”
王恪问：“如果国家投资，你们有信心把工艺提升到1.5微米吗？”
厂长眼睛亮了：“有！我们的技术骨干底子好，就是缺设备、缺材料、缺资金。”
调研组看了生產线，看了实验室，看了技术人员的宿舍——条件很差，但墙上贴满了技术图纸和演算公式。
晚上开座谈会。年轻工程师们很激动：“王委员，我们不怕苦，就怕没方向。您那份规划建议我们看了，觉得有奔头！”
王恪很感动。这些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还在坚持研发。中国晶片的希望，就在这些人身上。
第二站是无锡。这里有一家中外合资的晶片封装厂，设备比较新，但核心技术掌握在外方手里。中方经理悄悄对王恪说：“外方防我们像防贼，关键工序都不让中国人碰。我们想学技术，只能偷看。”
王恪记下了。在调研报告里，他专门写了一节：“关於中外合资中的技术转让问题”。
第三站是南京。参观了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这里在做军用晶片，工艺水平比民用高，但规模小，成本高。所长说：“我们这些技术，如果能转到民用，能解决很多问题。但体制障碍太大。”
调研进行了两周。白天参观座谈，晚上整理资料。王恪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精神很好——他看到了中国集成电路產业的全貌：有困难，有问题，但也有基础，有人才，有希望。
调研结束，调研组在苏州闭门写报告。王恪负责统稿。
报告写了三万字，分现状、问题、建议三部分。建议部分，王恪提出了十条具体措施：设立国家集成电路產业投资基金；建设国家级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实施集成电路人才专项计划；建立產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
写完最后一个字，已经是凌晨三点。王恪走到阳台上，苏州的春夜很静，能听到远处运河的水声。
同屋的电子工业部副司长也走出来，递给他一支烟：“王委员，抽一支解解乏？”
王恪接过。他平时不抽菸，但今晚破例。
“你说，我们这份报告，能有多大作用？”副司长问。
“不知道。”王恪实话实说，“但写出来，总比不写好。有人呼吁，总比没人呼吁好。”
“是啊。”副司长吐了个烟圈，“我在电子工业部干了二十年，看著我们的產业起起落落。有时候很灰心——投入不少，但差距好像越拉越大。看了你的规划，听了你这段时间的发言，我又觉得有希望了。”
“希望本来就在。”王恪看著远处的灯火，“在我们参观的那些工厂里，在那些熬夜画图的工程师身上，在那些想为国家做点事的普通人心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希望聚集起来，变成力量。”
副司长沉默了一会儿，说：“王委员，以后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儘管开口。”
“谢谢。”
回到北京，调研组向委员会匯报。宋健主任听完匯报，当场表示：“这份报告很有价值。我安排印发，送相关部委研究。”
更让王恪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宋健告诉他：“领导看了你们的报告，做了批示。集成电路產业投资基金的事，可以开始论证了。”
这意味著，他提的建议，开始进入国家决策程序了。
王恪给香港打电话时，声音有些激动：“晓娥，我们做的事情，有用了。”
“我一直相信。”娄晓娥在电话那头说，“对了，四合院那边，阎老师听说你当了国家委员，特意写了幅字给你。”
“写的什么？”
“科技报国。”
四个字，很朴素，但很重。
王恪忽然想起钱学森的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他的使命，也许就是接过前辈的火炬，在科技强国的路上，继续前行。
路还很长，但他不再是一个人。
有那些白髮苍苍却依然奋斗的老科学家，有那些在工厂车间埋头苦干的工程师，有这片土地上所有渴望国家强大的人。
这些人，就是他的同行者。
而他要做的，就是当好这个“委员”——不辜负这个称呼，不辜负这个时代。
夜风吹过，带来玉兰花的香气。
王恪翻开笔记本，开始写下一份材料：《关於设立国家集成电路產业投资基金的初步方案》。
灯光下，他的影子映在墙上，很坚定。
像一棵树，正在扎根，正在生长。
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片森林，越来越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