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谢颖(上)（1/2）

十一月中旬，天彻底冷下来了。

顾寻收到一张通知，说中文系有个讲座，请的是外语系的谢颖教授，讲俄罗斯文学。自愿参加，不算考勤。

他把通知折起来，塞进口袋。

刘建军看见了，说：“你去不？”

顾寻说：“去。”

刘建军说：“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反正晚上没事。”

顾寻看了他一眼。

刘建军说：“咋，不欢迎？”

顾寻说：“没有。”

讲座在文科楼阶梯教室，晚上七点。

两个人六点半就到了。里头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高年级的，也有几个老师模样的人坐在前排。他们找了靠后的位置坐下。

刘建军四处张望，小声说：“人不少啊。”

顾寻没说话。

教室里暖气烧得足，有点闷。刘建军脱了外套，搭在椅背上，掏出本小说翻起来。顾寻坐在那，看著讲台。

讲台上放著一杯水，一个麦克风，几本书。

他想起父亲的笔记本。

那些笔记本是父亲留下的。一共五本，用线装订的，封面已经发黄。顾寻十三岁那年撬开那口旧木箱，一本一本翻过。后来他把它们带到京城来，压在枕头底下。

五本笔记本里，有三本是听课笔记。字跡工整，密密麻麻，记著老师讲的內容。另外两本，是父亲自己写的。

写他对读过的书的感想，写他对生活的困惑，写他对那个时代的观察。

有一页写著：

“今天读《安娜·卡列尼娜》，读到安娜最后臥轨，心里堵得慌。她不是坏人，她只是想要一点自己的日子。可那个时代，不让她要。我合上书，坐在那儿，半天没动。我想，我自己呢？我想要的，能要吗？”

另一页写著：

“托尔斯泰写列文割草那段，让我想起咱村的麦收。一样的热，一样的累，一样的踏实。可列文割完草，还能回到书斋里想问题。咱村的人，割一辈子草，从来不问为啥。我不知道哪种更好。”

还有几页，是顾寻看过最多遍的。

那些页上，父亲的字跡不像別处那样工整，有些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了。

“我学会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我还是会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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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有人来敲门。我没开。我听著脚步声走远，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开门？可开了门，又能怎样？”

“后来，那个人也不见了。”

“我开始写日记。把每天看见的事，听见的事，记下来。不是为了给別人看。是怕自己忘了。可有些事，记下来了，就更忘不掉。”

“我不怕吃苦。我怕的是，吃了苦，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那些年，校园里空荡荡的。梧桐树还在，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人却不一样了。”

顾寻那时候小，看不太懂。

后来大了，慢慢从母亲嘴里，从村里老人的閒话里，拼凑出一些事。

他知道父亲经歷过的。

现在他坐在这间阶梯教室里，等著听谢颖的讲座，又想起这些话来。

他想，父亲当年，是不是也坐在这间教室里，听过谁的讲座？

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在台下看著台上的人？

他想起那张照片。

闻亭底下，四个年轻人站成一排。

最左边那个，穿著中山装，眉眼和他一模一样。

那是1965年。

二十年前。

七点整，谢颖进来了。

她穿著深蓝色的外套，头髮盘著，步子不快不慢。走到讲台前，把手里几本书放下，抬起头，看著台下。

教室里安静下来。

刘建军把书合上，也抬起头看了一眼，小声说：“女教授啊。”

顾寻没理他。

谢颖开口，声音不高，但稳。

“今天讲托尔斯泰。讲他的《安娜·卡列尼娜》。”

她顿了顿。

“这本书，很多人读过。但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我们不谈安娜的爱情悲剧，不谈卡列寧的虚偽，不谈渥伦斯基的浅薄。我们来谈谈，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她翻开书，找到一页。

“1873年，托尔斯泰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那一年他四十五岁，已经发表了《战爭与和平》，名满天下。可他並不快乐。他在日记里写：『我找不到活著的意义。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活著，我寧愿去死。』”

她抬起头。

“所以《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表面看是一个女人的悲剧，骨子里是托尔斯泰自己的挣扎。”

她开始讲。

讲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社会动盪，讲贵族阶级的没落，讲新兴资產阶级的崛起。讲托尔斯泰如何通过两条线索——安娜的城市悲剧和列文的乡村探索——来呈现那个时代的撕裂。

“安娜为什么必须死？不是因为她背叛了婚姻，不是因为她被社会拋弃。是因为她活在一个没有出路的世界里。她要爱情，可爱情给不了她归宿；她要自由，可自由只让她更孤独。她试图衝破一切束缚，可衝破之后，发现外面什么都没有。”

她停了一下。

“这是托尔斯泰的高明之处。他不批判安娜，也不同情安娜。他只是把她放在那个时代里，让她自己走完该走的路。”

刘建军在旁边打了个哈欠，小声嘀咕：“有点深。”

顾寻没理他。

谢颖继续讲。

讲列文。讲他回到乡下，试图在土地上寻找生活的意义。讲他和农民一起割草，从劳动中获得踏实。讲他和吉蒂的婚姻，从激情走向平淡，最后在信仰中找到寄託。

“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困惑给了安娜，把自己的探索给了列文。安娜走向毁灭，列文走向救赎。这是两种可能性，也是托尔斯泰內心两种声音的对话。”

她顿了顿。

“可列文真的找到答案了吗？书里写他最后接受了信仰，可托尔斯泰自己呢？他写完这本书后，仍然在痛苦中挣扎，最后在八十多岁高龄离家出走，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她看著台下。

“所以我想说的是，伟大的文学，从来不给你答案。它只是把问题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安娜的悲剧是问题，列文的探索也是问题。托尔斯泰把这些问题写出来，不是为了教育谁，是为了让自己看清楚。”

她合上书。

“可看清楚了，然后呢？”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

“托尔斯泰看清楚了，可他解决不了。他一生都在寻找答案，一生都没找到。他痛苦，他挣扎，他八十多岁了还要离家出走。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傻了。可我觉得，他只是太清醒了。”

她的声音低下来。

“清醒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看见了別人看不见的东西，就再也回不去了。他们活在人群里，却永远是个异类。”

教室里安静得很。

没人说话，没人动。

刘建军张著嘴，小说掉在腿上都不知道。

顾寻坐在那，心里动了一下。

他想起了父亲。

想起父亲笔记本上的那些字。

“我学会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

“看见了，就回不去了。”

谢颖继续说。

“而且，有些时候，清醒不光会让你痛苦，还会让无路可走。”

她顿了顿，没有往下说。

可台下的人，都听懂了。

顾寻想起父亲笔记本里那一页。

“那几年，校园里空荡荡的。梧桐树还在，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人却不一样了。”

谢颖沉默了几秒。

然后她抬起头，说：“有问题可以问。”

学生们举手。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问各种问题。她一一回答，不急不慢。

一个学生问：“您觉得安娜和渥伦斯基之间是真爱吗？”

谢颖想了想。

“是真爱，也是假爱。真在那个瞬间，他们確实为彼此燃烧过。假在那种燃烧持续不了多久。渥伦斯基要的是征服，安娜要的是全部。两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再真的爱也走不下去。”

又一个学生问：“列文的探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