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石油（1/2）

那篇演讲，奥马尔在脑子里改了三个月。

不是因为他不会说，是因为他知道这篇演讲的重量，知道它说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知道有些话一旦说出来就是板上钉钉的宣战书，所以他要把每一句话都磨到最准。

1965年3月，的黎波里大学学生联合会邀请他做一次关於“阿拉伯经济主权“的演讲。组织者是一个进步派学生社团，名义上和政治无关，实际上和所有事都有关。奥马尔接受了邀请，时间定在下午三点，礼堂能坐两百人。

他知道两百人坐不下。

他提前半小时到礼堂门口，停在外面，看了一眼。

队伍从礼堂门口排到了走廊尽头，从走廊尽头排到了楼道，学生，年轻教师，几个他认不出来的面孔，有人抱著笔记本，有人带了录音机。礼堂的两侧过道也站满了人，讲台边上的工作人员正在临时加椅子，加了一排，发现还不够，再加一排。

马哈茂德站在他旁边，沉默看了一会儿，“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猜到了七八成，”奥马尔说，“剩下两成是他们自己给的。”

“王朝的人也在，”马哈茂德压低声音，“两个，坐在左侧第三排，看著不像学生。”

“让他们坐著，”奥马尔说，“我说的话，本来就是说给所有人听的。”

他走进礼堂。

掌声在他踏进门的那一刻响起来，不是礼貌性的，是那种一个人走进来之前气氛就已经绷紧、走进来之后那根弦猛地鬆开的那种响法——从后排到前排，从过道到两侧，一波接一波，礼堂的空气在这声音里震动，他感觉到了，像是浪打过来的那种震动，从脚底往上走。

他走上讲台，站定，等掌声停了，开口。

他没有看讲稿。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件事，”他说，“关於我们脚下的土地。”

“1962年，利比亚的石油產量是一千三百万桶，1963年是一千九百万桶，今年，1965年，预计超过四千万桶。”他停顿了一下，“这些数字是好消息，你们这样认为吗？”

礼堂里安静了一秒，有人点头，有人不確定。

“错了，”他说，“这些数字是悲剧。”

死寂。

“四千万桶石油，从我们的土地里采出来，从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地下带走，然后运走，换成外匯，进入那几家大公司的帐户，然后经过一套精心设计的成本核算方法，最终给利比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让你们看了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的数字。”他看著台下，“你们知道是多少吗？”

没有人回答。

“大约百分之十二到十五，”他说，“一百桶石油，我们拿十二桶。剩下的八十八桶，由那些在我们土地上建了设施、付了一点开採费、然后告诉我们这是公平交易的外国公司带走。”

礼堂里开始有声音，不是嘈杂，是一种东西被触碰到之后的那种低频的震动。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奥马尔继续说，“最坏的是我们自己定的价格。一桶石油，当前协议价大约是一点三到一点五美元。”他看著台下的脸，“你们知道这些石油最终在市场上卖多少钱吗？”

“五到六倍，”他说，“我们签的是开採协议，不是市场价协议。开採成本之后，差价是他们的利润，和我们无关。”

台下有人站起来了，没有说话，只是站起来，像是在这句话里失去了继续坐著的力气。

奥马尔没有让气氛冷却，他继续往前推：“我知道有人要说，这是合同，是法律，是国际惯例。”他点了点头，“是。”他停了一下，“但我想问，这份惯例是谁制定的？这份合同是在什么条件下籤的？我们的前任，在二十年前这份合同诞生的时候，有没有坐在谈判桌的另一边、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过这份条款的设计？”

没有人回答，因为答案人人都知道。

“没有，”他说，“这份惯例是他们制定的，为他们服务的，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候写进合同里的，然后由我们来履行。”他的声音没有升调，依然是平静的，但台下有人开始握紧椅子扶手，“这不叫惯例，这叫遗產——不是我们的遗產，是强加给我们的遗產。”

掌声炸开来，这一次是压制不住的那种，从前排到后排，一整面声浪，礼堂的屋顶似乎都低了一分。

奥马尔等了十几秒，声音落下去，他接著说：

“所以我想谈的是这件事——我们要不要改变它。”

“不是抱怨，不是宣言，是真正地改变它。”他看著台下，“我说的改变，不是把外国公司赶出去，把合同一张纸撕掉，然后什么都没有，换来一场经济混乱和一轮国际制裁。”他摇了摇头，“那是蠢人干的事。”

礼堂里有笑声，短促的，带著某种释放。

“我说的改变，是先搞清楚我们自己有什么，然后搞清楚它值多少钱，然后用这个知识去重新坐回谈判桌，”他停顿了一下，“不是请求，是要求。不是作为殖民地的继承者，是作为主权国家的公民。”

“利比亚的石油在利比亚的土地下面，”他说，声音放缓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地图说的，是地质学说的，是任何一本国际法教科书都会写的第一条——资源属於所在国人民，不属於先来的人。”

他看著台下那些年轻的脸，“你们是利比亚人，这块土地是你们的，那些数字是你们的钱，”他说，声音放得很慢，“有一天，你们会让那个百分之十二，变成百分之百。”

礼堂里的空气凝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一秒，两秒，像是整个礼堂同时吸了一口气。

然后炸了。

不是掌声，是掌声之前的那个东西，是两百个人同时从喉咙里发出来的那种声音，不是语言，是某种更原始的、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之后控制不住的那种声音，然后掌声跟上来，从前排到后排，一浪一浪，礼堂的灯光在那片声浪里震动，连天花板的吊扇都像是在跟著晃。

人站起来了。

不是一个一个站，是整片站，先是前排，然后中间，然后后排，然后连过道两侧挤著的人全都站起来，两百多个人，把那个原本最多容纳两百人的礼堂撑破了界限，全部站著，全部在鼓掌，有人的眼睛是红的，有人咬著嘴唇，有人低著头，有人仰著脸，但所有人都站著。

奥马尔站在讲台上，看著这片站起来的人，在心里把这个画面用力压了下去，压进记忆最深的地方，不让它消失。

左侧第三排那两个王朝的人，也站起来了。

他们脸上有一种他没法描述的表情，像是被什么东西说中了，又像是刚刚意识到被说中了是件麻烦的事，站在那里，鼓著掌，眼神不知道看向哪里。

奥马尔嘴角动了一下，从讲台上走下来。

他走过那两个人身边，没有停，没有看他们，但他听见了——其中一个正在压低声音对另一个说：“……但他说的是真的……”

另一个人没有回答。

奥马尔走出礼堂门口，走廊里聚著一批没能进来的人，他们在走廊里听了一个小时，现在正在討论，声音都不低，有人在重复那句话，有人拉住旁边的人说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有一天，你们会让那个百分之十二，变成百分之百。”

那句话在走廊里一遍一遍地被人复述，从走廊传到楼道，从楼道传到外面的街上，像一颗被用力投出去的石子，圈子一圈一圈扩出去，停不下来。

回程的路上，马哈茂德一句话没说，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才开口：“那两个王朝的人，你注意到了吗？”

“站起来那两个？”奥马尔说，“注意到了。”

“他们的报告会怎么写？”

奥马尔想了一下，“大概是：演讲內容具有煽动性，现场反应强烈，建议上级关注。”他停顿了一下，“但他们回去的路上也会想一件事。”

“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