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灶王爷咧嘴（1/2）

腊月十九，鲁西南。

风像刀子一样从黄河故道的方向刮过来，刮过光禿禿的杨树梢，刮过结了白霜的麦秸垛，颳得村里每一扇木门都在吱吱嘎嘎地响。

老李骑著他那辆大金鹿自行车，从曹县县城出来，沿著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往魏湾镇方向走。自行车后座上捆著两捆榆树皮，用麻绳勒得死死的，树皮的缝隙里插著一根擀麵杖粗的榆木棍子——那是他防身的傢伙。

大金鹿是青岛產的，黑色的车架，大链盒，倒轮闸，骑起来嘎嘎作响。这辆车跟了老李八年，车把上的黑漆磨得发白，座子上的皮子裂了好几道口子，用麻绳缠著。后座两边各掛著一个帆布褡褳，左边装著磨得鋥亮的榆皮刀子、几根麻绳、一块磨刀石，右边装著几块乾粮、一个军用水壶、一卷牛皮纸包著的盐。

老李穿著一件藏蓝色的旧棉袄，袖口磨出了棉絮，腰里扎著一根麻绳。头上戴著一顶狗皮帽子，帽檐上结著一层白霜。脸上的皮肤粗糙得像榆树皮，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一双眼睛却不浑浊，亮得像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

五十二岁的人了，腰板还是直的。

他骑得不快，土路被冻得硬邦邦的，车轮碾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路两边是连片的麦地，麦苗被霜打得灰绿灰绿的，贴著地皮。远处有一个村子，黑压压的树梢上面飘著几缕炊烟。

老李看了一眼天色，太阳已经偏西了，腊月的天短，不到五点就得黑透。他得在天黑之前找到一户人家落脚。

收榆树皮这行当，说好听点叫“收购”，说难听点就是走街串巷的“收破烂的”。榆树皮晒乾了磨成面，掺在木粉里做卫生香、蚊香。这活儿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干。但老李干了大半辈子。

他干这行有个规矩——不收钱，只吃饭。

主家管他一顿饭，他帮主家把院子里、墙根下的榆树皮收走，给的价钱比別的小贩高一成。要是主家不要钱，想换东西，他就从褡褳里掏出几包香——自己做的，用好榆皮面掺的老檀木粉，点的烟是直的，不散。

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老李吃饭的时候爱“讲古”。他走南闯北，肚子里装著几百个故事。主家一管饭，他就边吃边讲，讲得活灵活现，比收音机里的评书还带劲。主家听得入了迷，饭都忘了吃。

有人说老李是“说书的嘴，要饭的腿”。

老李听了只是笑笑，不解释。

快到村口的时候，老李下了车，推著走。他习惯在进村之前先看看——看村口的树，看路边的石头，看房子的朝向。

这个村子不大，七八十户人家，土墙灰瓦，错错落落地蹲在黄河故道的大堤南边。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像一把大伞，树干得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树上繫著几根红布条，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老李停下车，盯著那几根红布条看了一会儿。

红布条系在朝西的枝椏上，不是朝东。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

一般的红布条是辟邪的，系在朝东的枝椏上，迎太阳。朝西的枝椏——那是给“那边”的人指路的。

老李没说什么，推著车进了村。

村里很安静，狗都没叫。腊月十九，庄户人家都在忙年——扫屋、蒸饃、炸丸子、煮肉。但老李闻到的不是肉香，而是一股子烧纸的味道，混在炊烟里，呛得人嗓子发紧。

他正想找个人问问，迎面走过来一个老头，佝僂著腰，手里提著一捆干树枝。

“老乡，借问一声。”老李停下车，“咱这村叫啥名？”

老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车上的榆树皮，说：“收榆皮的？”

“对。”老李从兜里掏出一支烟递过去，“收榆皮的，路过贵村，想找户人家歇歇脚。”

老头接过烟，別在耳朵上，没点。他往老李跟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说：“你来得不巧，今儿个別找人家了，赶紧走吧。”

老李问：“咋了？”

老头左右看了看，像是在怕什么东西听见，声音压得更低了：“我们村……灶王爷咧嘴了。”

说完这句话，老头像是犯了什么忌讳似的，提著干树枝快步走了，佝僂的腰背在暮色里一晃一晃的，很快就消失在一条胡同里。

老李站在村口，把“灶王爷咧嘴”这四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

他收榆树皮收了二十年，听过不少怪事。灶王爷咧嘴，这还是头一回。

灶王爷，山东人叫“灶神”，也叫“灶君”，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盯著每家每户的“眼线”。腊月二十三，灶王爷要上天匯报这一家人的善恶。所以家家户户腊月二十三祭灶，供糖瓜，意思是把灶王爷的嘴糊上，让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但“灶王爷咧嘴”，老李还真没听说过。

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听那老头的话，而是推著车继续往村里走。

村里有一条东西向的主街，街两边是各家各户的院门。老李走到街中间的时候，看见一户人家门口站著一个人。

那人四十来岁，黑红脸膛，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正站在门口抽菸。他看见老李和那辆大金鹿，愣了一下，然后主动开了口：“收榆皮的？”

老李点头：“对，老哥。路过贵村，天快黑了，想找户人家借个宿，管顿饭就成，不要钱。车上有榆树皮，您要是家里有，我给您收走，价钱好商量。”

那人上下打量了老李一眼，目光在狗皮帽子和旧棉袄上停了一下，然后往旁边一闪，让开了门：“进来吧。”

老李把车推进院子，靠墙支好。院子不大，三间正房，两间偏房，灶房在东南角。院子里堆著一堆劈柴，墙角长著一棵老榆树，光禿禿的枝椏伸向灰濛濛的天空。

老李看了一眼那棵榆树，树皮是完整的，没人扒过。

那人叫老陈，大名陈德厚——跟老李同名，一个“德”字辈的。老李进门的时候还愣了一下，心想这名字起的，跟自己一字不差。老陈说他是种地的，老婆前年死了，家里就他跟一个十二岁的闺女。

“闺女呢？”老李问。

老陈往正房的方向努了努嘴：“在屋里躺著呢，发烧，烧了好几天了。”

老李哦了一声，没多问。

他把车上的榆树皮卸下来，靠在墙根，然后从褡褳里掏出那捲牛皮纸包著的盐，递给老陈：“老哥，这是规矩，一包盐，算我的饭钱。”

老陈没接：“你不是说不要钱吗？”

“不要钱，但这盐你得收下。”老李把盐塞到老陈手里，“这是『开口盐』，走江湖的规矩。你收了我的盐，咱俩就算是『过了话』了。我在你家吃饭，讲什么故事你都得听著，不能打断，不能问『真的假的』。听完之后，你信就信，不信就当听个乐子。”

老陈捏著那包盐，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行。”

老李在院子里洗了手，进了堂屋。堂屋不大，一张八仙桌靠墙摆著，桌上供著一幅灶王爷的画像。画像已经发黄了，但灶王爷的脸还看得清楚——红脸膛，黑鬍子，戴著官帽，手里拿著一个“善”字和一个“恶”字。两边是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老李盯著那幅画像看了一会儿，眉头皱了起来。

灶王爷的嘴，是咧开的。

画像上的灶王爷，嘴角往上翘，露著两排白牙，像在笑。但这笑不对劲——不是慈眉善目的笑，是那种嘴咧得太开了、合不拢的笑。像是有人把画像的嘴角往上撕了一截，又用什么东西粘住了，粘歪了。

老李转头问老陈：“这画像啥时候换的？”

老陈的脸色变了一下，说：“前些日子。旧的烧了，换的这张新的。”

“在哪儿买的？”

“集上。一个摆地摊的老头卖的。”

老李没再问，在八仙桌旁边坐下了。

老陈去灶房忙活，灶房里传来叮叮噹噹的响声。老李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屋子里很静，只有灶房里烧火的噼啪声和隔壁房间里小姑娘断断续续的呻吟声。

他注意到八仙桌上供著一碗白米饭，饭上插著一双筷子。米饭已经干了，裂了缝，筷子立在那里，纹丝不动。

老李的目光从那碗饭上移开，又落在灶王爷的画像上。

灶王爷还在笑。

天彻底黑了下来。老陈端著一大盆菜上了桌——白菜燉粉条，里面切了几片腊肉，上面飘著一层油花。又端了一簸箕杂麵饼子，一碟醃萝卜。

“没啥好菜，將就吃。”老陈说著，又去灶房端了一碗小米粥，给隔壁屋的闺女送了过去。

老李没客气，掰了一块饼子，舀了一碗菜，吃了起来。他吃得不快不慢，像是在品每一口饭的味道。

老陈回来坐下，也端起碗吃。两个人闷头吃了七八分钟，谁都没说话。老陈好几次想开口，又忍住了——他记著老李说的规矩，等老李先开口“讲古”。

老李终於放下了筷子，擦了擦嘴，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

“老哥，”他说，“你信灶王爷吗？”

老陈愣了一下，放下筷子：“信。咋能不信呢？家家户户都供著，腊月二十三还供糖瓜。”

“那你知不知道，灶王爷要是咧嘴了，是啥意思？”

老陈的脸色刷地白了。他张了张嘴，声音发涩：“啥……啥意思？”

老李没有直接回答。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慢慢散开，像是有了形状，绕著灶王爷的画像转了一圈才散。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老李说。

老陈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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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把菸灰弹在地上，开了口：

“这事发生在曹县北边一个村子，离这儿不远，也就二三十里地。具体哪个村，我就不说了，反正村里人都知道。”

“那是民国三十二年的冬天，也是腊月。那一年闹饥荒，庄稼颗粒无收，树皮都扒光了，人就吃观音土，吃完了肚子发胀，拉不出来，活活憋死。”

“那个村里有一户人家，姓刘，当家的叫刘大柱。刘大柱有个老婆，姓王，生了三个闺女，没生儿子。刘大柱重男轻女，对三个闺女都不好，动不动就打。大闺女十五了，二闺女十二，小闺女才八岁。”

“那年冬天，刘大柱的老婆得了病，躺在炕上起不来。家里揭不开锅，三个闺女饿得皮包骨头。刘大柱不去想办法弄吃的，反而天天骂老婆是『扫把星』，骂闺女是『赔钱货』。”

“有一天，刘大柱出门『找吃的』。他出去了三天，回来了，手里提著一块肉。”

老李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端起搪瓷缸子又喝了口水。

老陈的脸色已经不太对了，但他没有说话，只是攥著筷子的手指节发白。

老李继续说：

“刘大柱把那块肉燉了，燉了一大锅。三个闺女闻著肉香，从炕上爬了起来，围著锅台转。刘大柱的老婆也闻到了，问他是哪来的肉。刘大柱说：『东边村里有人杀猪，我帮忙杀的，人家给了两块肉。』

“老婆將信將疑，但肉已经下锅了，香味把人的魂都勾走了。那天晚上，刘大柱一家五口人，围著桌子吃了那锅肉。”

老李说到这儿，突然问了一句：“老哥，你猜那是什么肉？”

老陈的手开始发抖，筷子在碗沿上磕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响声。他没说话，也不敢猜。

老李也没等他猜，继续说：

“那天晚上，刘大柱的老婆吃著吃著，忽然哭了。她把嘴里的肉吐出来，说：『这不是猪肉。』刘大柱说：『咋不是？』老婆说：『猪肉不是这个味，也不是这个纹理。这肉……像人肉。』

“刘大柱把筷子一摔，骂了她一顿。老婆不敢再说了，但那一锅肉，她再也没吃第二口。三个闺女不懂事，吃得盆干碗净。

“第二天一早，刘大柱又出门了。他老婆越想越不对劲，就撑著病身子去了东边的村子打听。你猜怎么著？东边那个村子没人杀猪。倒是有户人家，家里一个五岁的男娃，前一天不见了。

“刘大柱的老婆差点当场昏过去。她跌跌撞撞跑回家，翻遍了灶房、院子，最后在柴房的一堆柴火下面，翻出来一件小孩的棉袄，棉袄上全是血。

“那棉袄，她认得——是她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子穿的。那个五岁的男娃，是她侄女的孩子，是她看著长大的。”

老李的菸头暗了一下，他又吸了一口，火光重新亮了起来。

“刘大柱的老婆当场就疯了。她跑到院子里，对著天喊，对著地喊，喊得嗓子都哑了。邻居听见了，过来看，发现了那件棉袄，报了官。

“刘大柱当天下午就被抓了。他不承认，说自己没杀人，那块肉是捡的。但柴房里有骨头，骨头上的牙印，是他家菜刀留下的。菜刀上的血，是那孩子的。

“案子审了三天，刘大柱招了。他说那天出去找吃的，路过东边村子的时候，看见那个五岁的男娃一个人在门口玩，就起了歹心。他把孩子哄到没人的地方，用麻袋装了，带回家，在柴房里……动手的。

“后来刘大柱被判了死刑，腊月二十三那天枪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