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法律，需要看见！（1/2）

郑美玲退庭后，全场依然安静。

一块嚼不烂的东西扼住了每个人的喉咙。

吴良从案卷底部抽出一份装订成册的材料，封面贴著精神卫生中心的標识。

“审判长，辩护方申请传唤第三位证人，铜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马伯安。同时申请当庭播放一份时长四分十二秒的录像资料，拍摄时间为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晚，地点为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倪大勇病房。”

郭勇：“录像內容是什么？”

“被告人倪大勇在听到丁虎录音后，被触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典型发作过程。”

“关联性？”

“证明两件事。”吴良竖起两根手指，“第一，丁虎的言语对倪大勇构成特定的精神触发机制。第二，倪大勇在触发状態下的行为模式，与案发现场的犯罪特徵形成对应。”

张建站起来：“审判长，公诉方不反对传唤证人马伯安。但辩方试图用事后拍摄的录像来反推案发时的精神状態，这种倒推逻辑在证据法上没有依据。一个人在病房里的表现，不能等同於他在案发现场时的状態。”

“如果触发机制一致呢？”

吴良转过身，直视张建目光炯炯。

“张检察官。如果丁虎的录音在案发前后触发的生理反应完全一致。那这份录像就不是倒推，而是客观记录了被告人对特定触发源的应激模式。”

郭勇的目光最终落在吴良手中的材料上。

“合议庭允许播放。但辩护人必须先在证人证言中建立录像与案发时的关联性框架。录像在证人作证完毕后播放。”

“谢谢审判长。”

吴良转身。

“请马伯安出庭。”

侧门推开，马主任的白大褂换成了深色西装，手里拎著一个老旧的公文包。

他在证人席上站定，报完身份信息后书记员递上誓词。

吴良等他念完才开口：“马主任，请介绍你的专业背景。”

“临床精神病学，执业二十四年。省精神卫生协会常务理事，省厅特聘司法精神鑑定专家，从事司法精神鑑定十六年。”

马主任目不斜视，语调鏗鏘有力。

“倪大勇是你的病人吗？”

“是。八月二十一日晚收治入院，我直接负责。”

“入院诊断？”

“偏执型精神妄想症，伴隨创伤后应激障碍。”

“入院时情绪极度亢奋，明显被害妄想，攻击倾向显著。药物干预后症状部分缓解，但特定触发源可在极短时间內重新诱发急性发作。”

郭勇静静听著，马主任算是他的老熟人，先前不少次庭审中都打过交道，对於他的证词可信度也是很高。

介绍完当日情况后，吴良把录像资料交到书记员手里。

“审判长。这是当天病房监控的完整拷贝。申请播放。”

同时，走到被告席边，申请为倪大勇戴上眼罩和耳塞。

郭勇抬手示意。

隨后眾人目睹了倪大勇当天在病床上的反应。

不少人抿起嘴唇。

旁听席最后一排，倪香把脸埋进併拢的掌心里。

张建站起来，嘴唇微动，像是在组织措辞，但又放弃，重新来过。

“马主任。”声音轻缓了许多。

“倪大勇的病情与本次犯罪之间的关联，你们医院的鑑定结论是什么？”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马主任答得很快。

“为什么不是无刑事责任能力？”

张建疑惑。

“因为他在案发时保留了基本的辨认能力。他知道自己杀的是丁虎，也知道用刀可以致人死亡，同时行为有目的指向性。无论是抵达丁虎住所，还是之后与之发生衝突。这些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认知和决策。不能完全辨认，不等於完全不能辨认。”

“所以按你的判断，他当时知道自己是在犯罪？”

马伯安看了张建一眼。

“检察官，这个问题不在我的鑑定范围內。我只能告诉你他处於一种被精神病理状態严重削弱的意识条件之下。至於这种条件下法律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

他略微停顿。

“那是您的专业。”

张建没有追问，转向审判席：“公诉方对马伯安的鑑定资质和鑑定意见的客观性不持异议。但本案的核心不是被告人有无精神疾病，而是这种疾病是否足以成为免除或大幅度减轻刑事责任的依据。”

检察官试图將一切拉入原有的轨道之中。

“精神疾病不是杀人的通行证。如果每一个有精神问题的人都可以据此减轻罪责，法律的底线在哪里？”

话说出口，他下意识侧过头，瞥了一眼辩护席。

吴良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站起身走到法庭中央。

“张检察官刚才问，法律的底线在哪里。”

没有看张建，而是面朝审判席。

“这个问题，一百二十三年前就有人问过。”

他从案卷里抽出一张泛黄的复印页。纸张很薄，边角捲起，显然是从某本旧书上直接复印下来的。

“一八九七年在德意志帝国法院。一匹马，一个车夫，一桩命案。”

听审席上，白髮老人不自觉往前倾了倾身子。

“那匹马有个毛病。它每次走累，就用尾巴把韁绳绕到屁股后面，然后尥蹶子。车夫跟僱主报告了好几次。换匹马，行不行？僱主说不行。你不赶它，我就换你。”

“车夫只能继续赶。某天，马又犯了老毛病。韁绳被绕住。马失控。撞死一个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