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国庆（1/2）

一九七〇年九月三十號下午，王建新穿著笔挺的四个兜干部服，站在宿舍外面的镜子前，把军帽戴正。帽徽在阳光下闪了一下，他眯了眯眼，又整了整领口，把衣服下摆抻平。

刘卫东靠在门口，上下打量他：“队长，你这一身精神。”

“还行。”王建新把武装带紧了紧。

郭大江从床上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到了人民大会堂，別紧张。”

“我紧张什么？”王建新笑了笑，“又不是上手术台。”

下午三点多，他乘坐大客车从学校出发。车上坐著各种人——英模代表、劳模代表、工农兵代表，每个人胸前都別著一朵大红花，红绸子下面垂著金色的穗子。有人穿著军装，有人穿著工装，有人穿著中山装，有人穿著少数民族的服装。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但都互相点头打招呼。

到达人民大会堂时，天色还亮著。

王建新下了车，站在台阶下面，抬头看了一眼。人民大会堂比他想像的大，比他想像的壮观。浅黄色的大柱子，一人合抱不过来，一排排地立在那里，像卫兵一样。玻璃窗擦得鋥亮，映著天边的晚霞。

他沿著红地毯拾阶而上，脚下是厚实的红地毯，踩上去没有一点声音，软绵绵的，像踩在草地上。地毯从台阶一直铺到大门里面，望不到头。门是铜的，又高又宽，擦得鋥亮，能照见人影。

人民大会堂的大门敞开著，里面灯火通明。

金色的大厅里，上百张桌子整齐排列，桌面上铺著白色桌布，桌布垂到地上，一尘不染。每张桌上摆著碗碟酒杯，碗碟是白瓷的，印著金色的花纹；酒杯是玻璃的，擦得透亮。头顶上的吊灯像倒掛的金色花篮，水晶珠子一串一串的，灯光一照，满屋子都是光点。

王建新被安排在前排靠边的位置。他坐下来，把帽子放在桌角，正了正胸前的红花。旁边是一个满头白髮的老工人，脸黑红黑红的，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还嵌著黑色的油泥。他穿著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胸前的红花格外显眼。

“小伙子，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工人主动搭话，声音沙哑，但中气十足。

“达茂旗边防团的。您呢？”

“首钢的。”老工人伸出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在王建新面前晃了晃，“炼了一辈子钢。这辈子值了。”他说“值了”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有点发颤，眼睛里闪著光。

王建新看著那双手，没说话。那是炼钢工人的手，被炉火烤过，被钢水烫过，被铁钳磨过。骨节粗大，皮肤粗糙，但有力。

六点左右，宴会厅突然安静了。

大领导们穿著深色中山装，步伐稳健地走进宴会厅，身旁跟著其他领导人。他们从大厅正门走进来，沿著主通道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向两侧挥手。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掌声从门口一直响到最里面。

招待会开始后，领导起身讲话。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在大厅里迴荡。

“同志们、朋友们……”

宴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菜一道一道地上，有热菜有凉菜，有中餐有西餐。王建新没怎么动筷子，光顾著看了。他旁边的老工人倒是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念叨：“这红烧肉做得好，比我们厂食堂强多了。”

结束时，王建新走出人民大会堂。

十月的夜风凉颼颼的，吹在脸上很舒服。他站在台阶上，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灯火通明的大会堂，又看了看面前的长安街。街上车不多，路灯亮著，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在灯光下轮廓分明。

他深吸了一口气，在台阶上站了好一会儿。

这辈子，值了。

王建新回到宿舍，一推门，屋里五个人全在。刘卫东第一个扑上来：“怎么样？怎么样？里面啥样？”

“是不是特別大？”陈志远问。

“领导讲话了没有？”李建国问。

“吃的啥？”刘晓东问。

王建新被他们围著，推都推不开。他坐到床上，脱了军帽，慢慢给大家讲。人民大会堂里面什么样，金色大厅的吊灯有多亮，红地毯有多厚，白桌布有多白。领导讲了什么，他学了几句，声音不高，但学得很像。大家听得很激动，刘卫东攥著拳头说“我什么时候也能去一回”，陈志远说“你这辈子能去一回就不错了”。

王建新讲完了，大家还不肯散，又问了半天，才各自回床上躺下。

王建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是人民大会堂的画面，还是领导讲话的声音，还是那个老工人说“这辈子值了”的样子。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明天还要早起。国庆游行，凌晨两点就要集合。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凌晨两点，哨声在宿舍楼里响起。

“嘀——”

王建新从床上翻身起来，床板咯吱一声响。他摸黑穿衣服，扣子系得飞快。其他人也醒了，窸窸窣窣地穿衣服，有人在黑暗中找鞋，有人在问“我的帽子呢”。

“快点！”教导员的声音从走廊里传来，又急又亮，“北大的已经在集合了，咱们不能落后！”

洗漱完毕后，每人领了一份早餐。两根香肠、两块麵包、一个苹果。刘晓东拿著香肠，翻来覆去地看：“这么奢侈？过年都没吃这么好。”

“別废话，快吃。”郭大江已经咬了一大口麵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