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下乡避祸（2/2）

李泽寧扶住妻子的肩膀，眼神异常认真，一字一句，像是在剖白心跡：“清芷，你听我说，下乡是现在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咱俩出事，承霄就是反革命家属、黑五类崽子，要被迫跟咱们划清界线，无休无止写检查、写材料，被老师同学白眼、排挤、批斗。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身体受苦更可怕，更容易把一个孩子彻底摧毁。”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留在北京，他没有户口、没有口粮、没有经济收入，最终的结局也是被街道发配下乡，他那时候的身份是反革命家属，还不如主动下乡，那样他的身份就是支援祖国建设的知识青年。”

沈清芷眼泪终於落下来，打在衣襟上：“真的没办法再周全一点吗？安排去东北也行啊，那边地广人稀，苦是苦，至少能吃饱……”

1975年，人心早已凉透。当年喊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祖国”的热血，早被日復一日的飢饿、劳累与歧视磨得乾乾净净。

谁都知道，下乡的去处，全看出身与门路：真正的高官子女，根本不用下乡，出路是参军提干、进机关单位，稳稳噹噹；稍次一等，去建设兵团、国营农场，有工资、管饱饭、偶尔能吃上肉；再往下，去大兴、顺义，近京城，父母能偷偷接济；有点门路的，往江浙、四川去，工分值钱，日子相对安稳；普通工人、教师家的孩子，多去东北，活不算最重，勉强能餬口；没人没关係的，发配陕北，吃不饱，但大多死不了；而像他们这样成分有问题、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只有一个去处——甘肃、寧夏、內蒙的苦寒之地，风沙大、水土差、口粮少，不保证死不了。

李泽寧心里比谁都清楚，儿子这一去，十有八九是西北。他不敢想，那个在书堆里长大、连煤炉都不会生的少年，能不能在戈壁荒滩上坚持下去。

“咱们还有多少钱？”李泽寧强行压下心头的剧痛，转入最现实的盘算。

沈清芷抹掉眼泪，声音哽咽：“现金三千多，粮票四百多斤。”

他们是海归博士，刚回国那两年，两人每月工资加补贴、侨匯券，能拿到近五百块，在当时是顶格的收入。可惜好日子只维持到1967年，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浪潮袭来，他们首当其衝，若不是总理暗中庇护，早已家破人亡。工资一降再降，变成每月一百多，积蓄一点点耗在打点与度日上，这点钱与票证，已是全部家当。

“准备一下吧。”李泽寧哑声吩咐，“把我那几套半新的衣服也给承霄带上，他个子长得快，明年差不多就能穿了，钱给他拿三千，粮票给三百斤。”

“给他买点饼乾、罐头路上吃吗？”沈清芷问。

“不用。”李泽寧抬手制止，眼神坚定，“等他回来，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办。”说罢，他起身走进书房，背影透著孤注一掷的决绝。

书桌陈旧，抽屉里早已没了往日的学术期刊与外文书籍，只剩下几支笔、一本红皮语录，还有几件捨不得丟的旧物。他摸出一支派克钢笔，笔身鋥亮，是回国前导师史密斯教授送给他的。

又拿出一对欧米茄腕錶，錶盘温润，是当年他与沈清芷的定情信物，曾是他们最珍视的念想。

这些年，家早已被抄过数次。他的西装、皮鞋、领带，妻子的化妆品、首饰、旗袍，刚从友谊商店买回来的照相机，但凡带点“资產阶级情调”的东西，全被抄走、砸毁、没收。能留下的，只有这几样藏在隱秘处的物件，是他们与过往岁月唯一的牵连。

李泽寧指尖轻轻抚过两块腕錶，金属冰凉，心底翻涌著酸涩、愧疚与无力，像潮水般將他淹没。

书房门轻响，沈清芷走了进来，手里捧著一个小小的首饰盒。她把盒子轻轻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条红宝石吊坠项炼，鸽血红的宝石在昏黄的灯光下泛著微光，是她的陪嫁，是娘家留给她最贵重的念想。

“把这个也让承霄带走吧。”她低声说，声音轻得像嘆息。

李泽寧抬头，看见妻子眼底的泪光与决绝。他伸手，將她揽进怀里，下巴抵著她的发顶，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字字锥心：“我们是不是不该回来？”

沈清芷靠在他肩头，无声落泪。当年一腔赤诚，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以为能用所学治病救人、报效国家，谁知半生风雨，落得这般境地。

李泽寧紧紧抱著她，一遍遍地轻声说：“对不起……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