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三章 陈岩石的抉择（2/2）

陈岩石放下筷子，把碗里的最后一口粥喝完了。

他用纸巾擦了擦嘴，站起来，拿起那把椅子上的信封，走进了书房。

书房不大，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面墙的书。

书桌上放著电话，一部红色的，一部黑色的。

红色的是內部电话，只能打几个號码。

黑色的是普通电话，能打任何號码。

他在书桌前坐下来，把信封放在桌上，看著它，看了片刻。

然后他拿起红色的电话，拨了一个號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那头的声音苍老但有力，像一块被风化了多年但依然坚硬的石头。

“老陈，这么早打电话，有事？”

陈岩石握著话筒，声音沙哑但平稳。

“老领导，我这里有一些材料，想请您过目。

不是举报，是情况反映。

不写名字，不写单位，不写任何可能被追查的信息。

只写事实——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做了什么事，造成了什么后果，事实自己会说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然后那个声音说了一句让陈岩石眼眶发红的话：“老陈，你在汉东这些年，受委屈了。”

陈岩石没有接话。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压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呼出来。

白气在听筒前面散开，像一朵转瞬即逝的云。

“老领导，我不委屈。委屈的是那些被冤枉的人，被害死的人，被遗忘的人，我替他们递个话，不委屈。”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一次更长。

然后那个声音说了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材料寄过来，我亲自递。”

陈岩石说了一声“谢谢”，掛了电话。

他把话筒放回座机上，那声脆响在安静的书房里格外清晰，像是什么东西被固定住了，又像是什么东西被鬆开了。

他低下头，把信封里的材料全部抽出来，摊在桌上。

钟小艾的银行流水，侯亮平的传唤证，麵包车司机的死亡证明。

他把它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好，从最早到最晚。

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空白a4纸，开始写。

不是写举报信，是写情况说明。

他的字很旧，是那种老一辈人特有的、一笔一划都很用力、每一个字都方方正正的字体。

他写得很慢，因为眼睛花了，怕写错。写错了就换一张纸重新写，不能让一个字出错。

他要写的不是一篇战斗檄文，是一份经得起任何人推敲的、每一个字都有据可查的、白纸黑字的事实陈述。

写完之后，他把那几张纸和原始材料一起装进了一个大號牛皮纸信封里。

信封上写著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没有写寄件人。

他把信封封好，贴上邮票，邮票是一张印著某地风景的普通邮票，八毛钱。

他把信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確认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然后他穿上棉袄，拿著信封，走出书房。

老伴在客厅里看电视，看到他穿著棉袄、拿著信封的样子，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帮他整了整衣领。

她的手很轻，很慢，像在抚摸一件珍贵的瓷器。

陈岩石站在那里，任她整理，一句话都没有说。

“去吧。”

老伴的手从他衣领上收回来，落在他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早点回来。”

陈岩石点了点头，拉开铁门，走了出去。

巷子很长，青石板路被冬天的阳光照得发亮。

路两边的墙壁是青砖砌的，墙皮斑驳脱落，露出下面深灰色的、像伤口一样的砖缝。

他走在巷子里，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柄被拔出鞘的、已经锈跡斑斑但依然锋利的剑。

出了巷口，右转，走几十步，就是邮筒。

红色的，方方正正的，像一个沉默的哨兵站在路边。

陈岩石站在邮筒前，看著那个投信口，把信封举起来，在手里停了一下。

他不是在犹豫，是在完成一个仪式。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把他这辈子最后一把火，投进这个红色的、方方正正的铁箱子里。

这把火会烧到哪里，烧到谁，烧成什么样，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这把火应该烧。

该烧的东西，不烧，就会烂。

他把信封塞进了邮筒。

信封落进去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轻的、像是什么东西被吞下去了的声音。

他的手在投信口上停了一下，然后收回来，插进了棉袄口袋里。

他转身，往回走。

巷子还是那条巷子，青石板还是那些青石板，阳光还是那片阳光。

他走得很慢，不急，因为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用再急了。

该做的事，做了。

该说的话，说了。

该递的材料，递了。

剩下的，交给天。

陈岩石走回院子，推开铁门，走进客厅。

老伴还在看电视，看到他回来，问了一句“寄了”。

他说“寄了”。

老伴没有再问，把遥控器递给他，说“你想看什么，自己换台”。

陈岩石接过遥控器，没有换台，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电视里的声音很远，像隔著一层水。他在那层水下，慢慢地沉了下去。

今天，是他这二十多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