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 章 下乡（1/2）

2000万学生的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运动进行两年后，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別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运动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文革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色小將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当权者必须儘快对红色小將做出处理。运动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於停顿状態，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滯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上山下乡虽然要给予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试想学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无產阶级是先进生產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农村本来就劳动力过剩，让农村青年去屯垦戍边，既有利於解放农村劳动力，也有利於农垦事业。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

稍往远看，邻国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了邻国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中央匯报了邻国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激情的青年学生走上政治舞台。1967年9月发軔於四九城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色小將”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

在再度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充当了开路先锋的四九城二十五中学生，实际上就是上述那些热情、单纯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曾想创办“红色小將”大学，进行有关教育革命的尝试。学生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產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於是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內蒙古牧区插队。为此，当时的《红色小將报》把他们誉为“飞向草原的雄鹰”。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学生中有好多人深受60年代初期树立的上山下乡先进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作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此外，1967年初公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这帮学生的选择也產生了直接影响。

1967年下半年，四九城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66、67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滯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公方急切地希望这帮带头学生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

在四九城召开的座谈会上，改造落后的东西，並强调向牧民灌输集体经济思想的必要性。他们將这次行动比喻为一次新的长征，勉励知青像革命前辈那样，经受住长征的考验，成为无產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做可耻的逃兵。將上山下乡比作又一次长征，增强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他们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红色小將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10名代表学生启程离开四九城。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这10人在掀开上山下乡歷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歷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著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早在1967年底1968年春，一些较早成立“运动委员会”的省市已开始组织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1967年12月12日，鲁省青市举行欢送大会，欢送“文革”以来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二年1月4日，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要求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城市知识青年，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积极到农村去。会后，全省迅速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黑省从这年3月1日开始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省“革命委员会”在《关於中、小学毕业、招生和安置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提出上山下乡是安置毕业生的主要方向。截至6月，已有2万名城镇青年安置到农村、边疆。鲁、黑都是“文革”较早恢復上山下乡工作的省份。由於当时尚无中央统一部署，所以选些省份的上山下乡活动仍带有局部的性质。

从一开始，上山下乡活动就呈现来势猛、规模大的特点。问题是真正心甘情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毕业生为数较少，如果单凭少数学生骨干自发地动员组织，无异於杯水车薪，远不足以缓解毕业生就业的巨大压力。

1968年4月4日，中央批转了黑省“革命委员会”《关於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到：在分配工作中坚决贯彻了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分配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关於毕业生的分配方针，虽然名义上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实际上由於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衰退，许多城市的工矿企业生產秩序还没有恢復，更谈不上招收新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面向农村”、“面向边疆”才是切实可行的。所以，在中央文件下达后，在具备条件的省、市，都相继开始了有组织、有步骤的动员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

4月21日，四九城“运动委员会”发出《关於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通知说，去冬已组织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边疆和工厂，参加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產建设，他们已在那里开始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除了宣传工具的推波助澜，“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实践中去”，也推动了上山下乡活动的开展。这段指示向全国的中学毕业生传递了一个明確信息：大学还是要办的，但生源只能来自“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它不但重新燃起毕业生对升入大学的希望，还促使他们下定“受摔打”的决心。他们意识到，与其继续留在城市里徘徊观望，不如先到农村熬几年，再爭取以农民的身份进大学。

东三省大张旗鼓地组织毕业生上山下乡是从9月份开始的。沈市有17.6万名初、高中毕业生，在9月14日至25日短短10天里，就有14.4万人下乡，堪称雷厉风行。9月19日，黑省会哈市“运动会”召开各级“运动会”负责人紧急会议，传达省“运动会”的指示，部署毕业生上山下乡安置工作。10月8日，10万多名职工群眾和学生，欢送2万余名毕业生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