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9章 別了，同志（1/2）

北平。

秋日的阳光透过榆树叶的缝隙，在毛熊专家公寓楼前的小路上投下斑驳光影。

这座坐落在西郊的建筑群，原本是倭寇占领时期修建的军官宿舍，如今成了援夏毛熊专家及其家属的住所。

清晨六点，伊万·彼得罗维奇·西多罗夫推开三楼的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

这位四十五岁的冶金工程师已经在北平工作了十五个月，负责帮助大夏重建钢铁厂。

他喜欢北平的秋天——天空高远，空气清爽，远处西山在晨雾中若隱若现。

“伊万，该吃早饭了。”妻子安娜在厨房里喊道，“今天有煎蛋和黑麵包，还有你最喜欢的果酱。”

“来了，亲爱的。”伊万关上窗户，走到餐桌前。

他们的公寓不大，两室一厅，但布置得很温馨。

墙上掛著大夏的水墨画和苏联的风景照，书架上既有俄文的技术书籍，也有中文的文学作品

。十五岁的女儿娜塔莎正趴在桌上写作业，看到父亲过来，抬起头说：“爸爸，今天学校组织我们参观故宫，老师说那是大夏古代皇帝住的地方。”

“那你要好好听讲解。”伊万摸了摸女儿的头，“记得带上笔记本，把有趣的东西记下来。”

“知道了。”娜塔莎调皮地敬了个礼，“保证完成任务！”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早晨。但伊万心里清楚，这样的日子不多了。

三天前，毛熊驻夏大使馆召开了全体专家会议。

大使面色凝重地宣布：由於卫国战爭形势严峻，莫斯科要求所有在外的毛熊公民做好隨时回国的准备。

虽然没有明確命令，但每个人都明白——祖国在召唤。

“伊万，你又在发呆了。”安娜把煎蛋放在他面前，担忧地看著丈夫，“昨晚你又没睡好，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没事，只是有点累。”伊万勉强笑了笑，拿起叉子。

他確实做了噩梦。

梦里是燃烧的莫斯科，是日耳曼坦克碾过红场的石板路，是妻子和女儿在废墟中哭泣。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满脸泪水。

早饭在沉默中进行。

娜塔莎察觉到父母的不安，乖巧地没有说话。七点半，门铃响了。

伊万打开门，门外站著他的同事兼好友，机械工程师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早，伊万。”米哈伊尔脸色苍白，手里拿著一份电报，“刚收到的，从莫斯科来的。”

伊万的心一沉。

他接过电报，快速瀏览。电报是用密码写的，但他一眼就看懂了关键信息：所有在海外工作的毛熊专家，立即向所在国政府提出回国申请，准备参加卫国战爭。

“终於来了。”伊万喃喃道。

“怎么办？”米哈伊尔压低声音，“按照我们和大夏的协议，工作期限是三年。现在才过了一半……”

“先上报吧。”伊万把电报折好，“让组织决定。”

上午八点，伊万来到位於东单的毛熊专家办公室。

这里已经聚集了二十多人，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冶金、机械、化工、电力、军事。

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默默抽菸。

“同志们，都收到消息了吧？”负责人瓦西里耶夫教授走进会议室，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学者，战前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眾人点头。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瓦西里耶夫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樑，“祖国正在遭受法西斯侵略，每一个毛熊公民都有义务保卫她。但是——”

他停顿了一下，“我们和大夏政府有正式协议，承诺帮助大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提前离开，是违约。”

“可是祖国在流血！”一个年轻的航空工程师激动地站起来，“我哥哥在基辅前线，昨天刚收到阵亡通知书。我在这里多待一天，就有更多的同胞死去！”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那个工程师颓然坐下，双手捂住脸。

“我理解大家的感受。”瓦西里耶夫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的儿子也在列寧格勒前线，已经两个月没有消息了。

但是同志们，我们不仅是毛熊公民，也是国际主义战士。大夏同志正在建设新国家，他们也需要我们。”

“那就分两批！”有人提议，“一部分人回国参战，一部分人留下继续工作。”

“这需要大夏方面同意。”瓦西里耶夫说，“而且技术上也不可行。我们的工作是系统性的，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整体进度。”

爭论持续了一个上午，没有结果。

中午，伊万和几个同事到附近的茶馆吃饭，谁也吃不下。

“伊万，你怎么想？”米哈伊尔问。

伊万看著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

北平刚刚解放不到一年，到处都在建设。

他参与重建的钢铁厂，已经开始出钢；他指导设计的水电站，正在紧张施工；他培训的大夏工程师，已经能独立完成很多工作。

“我不知道。”伊万诚实地说，“我的心在莫斯科，但我的手在这里。”

下午，伊万照常去清木大学讲课。

他负责教授冶金工艺学，听课的有三十多名大夏学生，都是各工厂选送的技术骨干。

走进教室时，伊万惊讶地发现，学生们都站得笔直，表情严肃。

“老师好！”班长用俄语喊道。

“同学们好，请坐。”伊万走上讲台，打开讲义，“今天我们讲高炉炼铁中的……”

“老师。”一个学生举手打断了他，“我们今天不想上课。”

伊万愣住了：“那你们想做什么？”

“我们想听您讲讲祖国的情况。”说话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叫李建国，是班里俄语最好的学生，“我们听说毛熊正在打仗，日耳曼人打到了莫斯科附近。这是真的吗？”

伊万沉默了片刻，点点头：“是真的。我的很多亲人、朋友，都在前线。”

教室里一片寂静。

学生们看著这位平时总是笑眯眯的苏联老师，第一次发现他眼角的皱纹如此深刻，鬢角的白髮如此刺眼。

“老师，您会回去吗？”另一个女学生小声问。

“我……”伊万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回答。

“如果您回去，我们支持您！”李建国突然站起来，用不熟练但坚定的俄语说，“祖国母亲在危难中，儿子应该回去保护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对！老师应该回去！”

“我们支持您！”

学生们纷纷站起来，用中文、用俄语，表达著同样的意思。

伊万的鼻子一酸。

这些大夏学生，自己国家也刚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正是最需要知识和技术的时候。

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老师的祖国，老师的亲人。

“谢谢……谢谢同学们。”伊万的声音有些哽咽，“但我的工作还没完成。我答应过，要帮助大夏建立自己的钢铁工业。”

“老师，技术我们可以学，但亲人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李建国认真地说，“我这几天看报纸，毛熊战士每天都在牺牲。您在这里多教我们一天，前线可能就多死一个战士。这个帐，我们算得清。”

伊万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他教书十几年，见过各种各样的学生，但像今天这样的场景，他从未经歷过。

那天下午，伊万没有讲课。

他和学生们坐在一起，讲述莫斯科的红场，讲述伏尔加河上的落日，讲述他参军的哥哥，讲述在前线杳无音信的儿子。

学生们静静地听著，有人记录，有人思索，有人偷偷抹泪。

放学时，李建国走到伊万面前，深深鞠躬：“老师，无论您做什么决定，您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您教给我们的，不光是技术，更是怎么做人。”

伊万握住这个年轻学生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傍晚回到家，伊万发现妻子和女儿的眼睛都红红的。

“怎么了？”他问。

“学校……学校组织了为毛熊募捐。”娜塔莎抽泣著说，“同学们把零花钱都拿出来了，老师也捐了工资。我们还做了慰问卡，要寄给前线的苏联小朋友。”

安娜拿出一叠卡片，都是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跡画的画、写的祝福。

有一张画著两国国旗，下面用中文和俄语写著：“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伊万，我们该回去了。”安娜轻声说，“祖国需要每一个儿女。”

伊万点点头。

他心中最后一点犹豫，在妻子和女儿的理解中烟消云散。

当晚，伊万写下回国申请书。

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代表在北平的326名毛熊专家，联名向大夏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们提前结束工作，回国参加卫国战爭。

信写得很长，也很动情。

伊万写到了在北平工作的日日夜夜，写到了和大夏同事建立的深厚友谊，写到了对未完成工作的愧疚，但最后，他写道：

“当祖国母亲在血与火中挣扎时，远在异乡的游子无法安心工作。

我们渴望回到母亲身边，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生命，保卫她。我们请求大夏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这不是撤退，这是转移战场——从建设的前线，转移到保卫祖国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