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思想和主义（1/2）

香港总督威廉·德辅爵士坐在长桌的首席，

面前摊开著两份文件。一份是伦敦殖民地部刚送来的密函，火漆印已经拆开；另一份是华民政务司骆克刚从广州搜集来的情报，上面標註著清廷在广东的兵力部署。

这是一次非常私密的会议，气氛略显压抑，窗外的光线渐暗，但没有人起身点灯。

“先生们，”

德辅的声音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格外低沉，“我们先谈正事。”

他拿起殖民地部的密函，目光扫过那些熟悉的公文辞令：

“鑑於当前远东局势，女王陛下政府认为，维持清廷在形式上的完整，仍符合大英帝国在华的长期利益。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报告指出，清廷的虚弱恰恰使其成为可预测的谈判对象。任何激进的领土要求，都可能引发不可控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在俄国正加紧向满洲渗透的背景下……”

骆克接过话头，这位精通中文和马来语的殖民地文官刚从广州回来，

“伦敦的先生们坐在白厅里，看的是地图上的色块。

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广州亲眼看见——两广总督李瀚章的亲兵营，发餉用的是墨西哥银元，因为官钱局的铜钱已经没有人要了；水师的炮船上，管带公然把兵丁名额吃空了一半，剩下的那半，连发炮的引信都受潮了。”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誊抄的奏摺副本：“这是广州將军继格上月给总理衙门的密奏，被我的线人抄了出来。

继格说，粤省海防，有名无实。虎门炮台之炮，多半为前明所遗，其新购者，亦多锈蚀不堪。水师兵丁，半系吸食鸦片之徒，战时尚能持枪者，十不存一。”

副总督詹姆士·史釗活爵士冷笑一声：“继格自己就是广州最大的鸦片包买商。他的奏摺说得越惨，向朝廷要的银子就越多——这笔帐，我们难道看不明白？”

德辅摆摆手，制止了下属的嘲讽：“伦敦不是不知道这些。

关键在於，清廷的这套把戏，我们已经玩了太多年，知道该怎么应对。

给银子、给军火、给顾问，让他们维持住表面上的秩序，然后用条约框住他们——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游戏。”

他翻开殖民地部密函的另一页，念道：

“但必须警惕的是，清廷的崩溃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来得更早。因此，港英当局应密切注视广东局势，並就必要时扩大香港边界一事，进行秘密预案研究。此事绝不可张扬，以免惊动其他列强。”

房间里安静了片刻。

所有人都明白这段话的含义——香港的边界，北面就是九龙群山，再往北就是新界。这份密函等於在说：伦敦已经在考虑，当清廷开始撑不住的时候，香港应该往哪里扩张。

“所以，”

骆克总结道，“伦敦对清廷的態度，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第一，能维持就维持，因为维持一个虚弱的清廷，成本最低；第二，隨时准备接盘，因为清廷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史釗活点点头：“这和我去年在加尔各答听到的论调完全一致。印度事务部的朋友说，清廷就像一头年老的大象，走不动了，但还站著。其他野兽都在等著它倒下，好分食它的肉。我们英国要做的，就是確保自己分到最大的一块。”

话题转向第二份文件时，德辅的神色明显凝重起来。

“陈兆荣。”

骆克接过照片，仔细端详：“四十三岁，广东新会县人，二十出头去古巴做工，领导了种植园起义，在美国做过渔业生意，在旧金山加入致公堂，从打手头目一直做到总长……”

“这些我们都知道，”史釗活打断他，“说点新鲜的。”

“新鲜的，”

骆克放下照片，

“新鲜的是，他从一路打过的仗里学到的教训。我们买通的振华学营的德国教官，说他亲口说过：兰芳的矿工比荷兰兵勇敢十倍，但一百个勇敢的矿工也打不过十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勇敢和血气是源源不断打出来的，纪律是长期训练出来的，武器是买来的、自己造的——但要把这三样捏在一起，需要的是学校和工厂。”

德辅的手指轻轻敲击著桌面：“所以他在办军校，在马尾造船，在安南设枪炮厂。德国人克虏伯的顾问，美国高等院校毕业的工程师，还有我们英国自己——格林威治出身的军官，都跑到他那里去了。”

“早就不只是退伍军官，”

骆克从文件里抽出一张清单，“这是去年一年，香港各家洋行向各港口输出的货物清单。

你们看这一页，进口货物分类里的五金机械类。

去年全年，经香港报关运往各口的机器及零件，总价值约三百八十七万两海关银。”

德辅抬起头：“你的意思是这些机器，都卖给了他？

甘迺迪上校身体前倾：“还是卖给清廷的官办工厂？”

“两者都有。”

骆克苦笑一声，抽出一份附件，“江南製造局和陈兆荣的兵工厂，就在今年，都从英国购进了酸性炼钢平炉，用於生產枪炮用钢，甚至陈兆荣购买的吨位更大。这笔买卖，经手的是专营重工机械的英商，阿姆斯特朗。”

他顿了顿：“阿姆斯特朗公司，诸位应该听说过。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本国最大的军火商。从1850年代起就给各国卖大炮、卖军舰。美国南北战爭时期，他们同时卖给北军和南军；1860年代卖给埃及、土耳其、义大利；1870年代卖给中国、日本、智利。清廷的许多炮台，用的就是阿姆斯特朗的后装线膛炮。”

德辅沉吟道：“所以，军械这一块，洋行不占大头？”

“不占。”骆克摇头，“洋行的主要战场，是轻工业机器和日用货。棉纱、棉布、煤油、食品、五金零件——这些才是他们的大宗。”

他接著说，“这些洋行不是不想卖军械，是他们卖不过阿姆斯特朗和克虏伯。德国人克虏伯的钢厂，从1851年伦敦世博会就开始展销炮筒了；1860年代给普鲁士军队供货，1870年代开始卖给清廷。阿姆斯特朗更狠，他们直接在英国议会和海军部里有人，能左右军方的採购清单。”

他顿了顿：“这些洋行要挤进去，代价太大。不如守住自己轻工业、航运、保险的基本盘，稳赚不赔。”

他看向德辅：“这就是陈兆荣目前大批量採购的聪明之处。大炮、枪械、火药——这些有专门的军火商在做，甚至几家在抢，咱们的商人不卖，德国人和美国人抢著卖。

伦敦的態度，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外交部的人认为，陈兆荣的存在，可以用来牵製法国人在南洋的扩张，也可以牵制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势力。如果他真的强大起来，法国人和荷兰人就得把更多精力花在南洋，而不是在非洲跟我们爭地盘。

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人则担心，如果他完全倒向德国人，英国在南洋的商业利益会受损失。毕竟，克虏伯从1870年代就开始往中国卖军火了，现在更是取得了显著成功。如果陈兆荣的订单全部被德国人抢走，英国军火商怎么办？”

史釗活冷笑：“所以，伦敦內部自己都吵不清楚？”

“吵不清楚。”

德辅点头，“克虏伯早就盯著中国和陈兆荣这块肥肉，已经赚得盆满钵满，陈兆荣更是用克虏伯震撼了整个世界海军。美国人更是什么都敢卖。如果咱们的商人犹豫不决，陈兆荣的订单就会全部流向德国和美国。

所以，军火商卖得小心翼翼，卖得遮遮掩掩。通过中间商、通过代理、通过民用转军用的灰色渠道，把东西送到他手里。

商人要赚钱，外交部要搞平衡，陆军部和海军部要防患於未然。谁也吵不贏，最后的结果就是——就先这样吧。

要是伦敦真的发一道枢密院令，专门禁止向陈兆荣的港口出口军火。那等於公开宣布：英国不承认他的政权。然后呢？德国人和美国人趁虚而入，他在军事上完全倒向柏林和华盛顿，我们在南洋的贸易利益怎么办？

还有，那些洋行卖的那些灰色地带的机器，恰恰也是陈兆荣大批量需要的：煤矿要有机器才能增產，船厂要有车床才能修船，印刷厂要有机器才能印书、印报纸。”

史釗活皱眉：“印刷设备？”

“他仍在扩大办报规模，扩大学校的规模。”

骆克说，“现在，他的《公报》发行量已经非常嚇人，甚至清廷內部都禁绝不了。

报纸用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出版，英文版专门给我们这些洋人看，满篇都是自由贸易、国际法、主权平等；中文版给南洋的华人看，內容就完全不一样了——讲的是华人之自强，海外新土，殖產兴业，还连载翻译的《普法战纪》和《华盛顿传》。”

德辅冷笑一声：“他倒是不挑食。华盛顿、俾斯麦、亚当·斯密，什么都往自己的篮子里装。”

“问题就在这里，”

骆克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他不是乱装。他的报纸上有一句话，我让人翻译了出来——泰西之强，强於其法；日本之兴，兴於其学。吾华人之在南洋者，无朝廷之依恃，有四方之財货，正当以法为纲，以学为本，自成一系。”

皇家海军驻香港分遣队指挥官理察·甘迺迪上校一直没开口，这时却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先生们，我听到的，全是政客和商人的语言。让我从海军的角度说几句。”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掛著的大幅海图前，手指点向几个位置：

“马尾，他占了。基隆，他占了。安南，他占了。兰芳，是他老巢。把这些点连起来，你们看到了什么？”

他自问自答：“一条链子。从南海的北端到南端，从台湾海峡到巽他海峡，每隔五百海里，就有一个他的港口。每个港口都有船坞，都有煤栈，都有炮台。我们的商船在这条航线上跑，从前只能靠新加坡和香港补给，现在，多了四个选择——但这四个选择，全在他的手里。”

骆克接口道：“而且他的船队掛的不是任何列强的旗，是他自己的旗。

去年一年，他的船队承运了对华的大米贸易的百分之四十，基隆的煤炭贸易抢了横滨至少一半的市场，还有茶叶和生丝，数字更加夸张。这些都是滙丰银行统计的。”

史釗活哼了一声：“所以滙丰还在给他放贷？”

“滙丰在试探，”骆克说，“標准程序：先给短期贸易贷款，看看还款能力；再给设备採购贷款，看看抵押物；最后才是长期投资，看看政治风险。滙丰还在第二步，他们也在犹豫。”

甘迺迪上校转回身来：“政治风险？先生们，他的政治风险，恰恰是我们最应该討论的。我听到有人说——而且说这话的，不止一个人，陈兆荣活不了几年了。”

他看向德辅：“总督阁下，您应该知道那个传闻。”

德辅缓缓点头：“是有个说法。他在新加坡被关押时，安排了一位英国医生强制给他看过病，那位医生回来后说，陈兆荣的內臟有问题，活不过五年。后来这个说法传开了，传到了我们耳朵里。”

“五年？他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那我们就该指望这个？”

甘迺迪的声音带著嘲讽，“指望老天爷帮我们收场？”

骆克摇头：“指望他死，是最蠢的策略。因为就算他死了，他留下的东西也不会消失。军校还在，船厂还在，枪炮厂还在。

他办的哪些学校，振华学营，海军学校，马上又有一批学生就要毕业了。

那里面教的不是四书五经，是几何、化学、航海术、枪炮学。这些人就算不当兵，去当商人、当工匠、当帐房先生，也足以改变南洋华人社会的底色。就这，我还没统计，现在南中国海，到底有多少他们办的义学。”

他从文件里又抽出一张纸：“这是从內部文件里抄出来的，关於他们的办学宗旨——使南洋之华人，无论贫富，皆得受实用之学。学成之后，或从事实业，或效力军旅，或服务乡梓，皆能自食其力，不受外人欺凌。”

史釗活轻蔑地笑了笑：“听起来像是传教士的论调，只不过传的不是基督，而是自强。”

“传教士没有军队，他有。”甘迺迪冷冷地说，“而且他的军队，打贏了法国人和荷兰人。”

这句话让房间里的空气又凝重了几分。

一直坐在角落沉默的辅政司署法律顾问亨利·端纳，这时终於开口。他是房间里最年轻的，刚从伦敦调来不到半年，

“先生们，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陈兆荣的政权，从国际法上讲，到底是什么？”

他看著眾人的反应，继续说下去：“兰芳公司——那是他最早的地盘，但兰芳当年向清朝进过贡，清朝皇帝虽然没正式承认，但也没禁止。现在他把兰芳在几国的监督下改成了自由贸易区，这个名称本身就没有国家法理。

安南是中国的藩属，他打跑了法国人，明面上对清廷称臣，但其他国家承认吗？也不承认。”

“所以？”史釗活问。

“所以，他现在统治下的所有地方，从国际法上讲，都处於一种主权未定的状態。甚至，香港和新加坡，有不少咱们的同僚，乐观主义者，称他的政权是海盗和买办政权，他永远是做代理，自己出口的东西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轻加工產品和原材料，不值一提，无非是靠著德国和咱们英国的军舰，以及咱们的军官才打贏的战爭。”

端纳接著说，“那他陈兆荣是谁？是殖民者？是地方军阀？是商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骆克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他的政权没有法理基础？”

“不是没有，”

端纳摇头，“是没有被现有国际秩序承认的法理基础。这两者有本质区別。比如说，他如果以兰芳共和国的名义，或者安南共和国的名义跟英国籤条约，我们签不签？

签了，就等於承认他是一个主权实体；不签，就只能维持目前这种事实上的合作，没有任何法律保障。”

“我们当然不会签。”史釗活断然说，“签了，就等於告诉荷兰人和法国人：我们在背后捅你们刀子。伦敦绝不会冒这个风险。”

“但如果不签，”端纳说，“他的政权就永远处於灰色地带。今天我们可以跟他做生意，明天局势一变，就可以用他没有缔约权为理由，没收他的船只，查封他的货物。这正是我们对付那些半独立土邦的惯用手法。”

德辅点点头：“所以，归根到底，他还是受制於人。”

“不一定。”骆克突然开口，声音里带著一丝罕见的认真。

所有人都看向他。

骆克拿起那张报纸的翻译稿，指著其中一段：

“他的报纸上，最近开始连载一个系列文章，题目叫《论南洋华人之地位》。

里面有一段话——今日之世界，非百年前之世界。轮船、电报、铁路，已將五洲连为一体。南洋之华人，虽无清廷之承认，却有各国之商贾为邻、有自强之心。吾人自立法度，自建军旅，自开工厂，则虽无国际承认，亦不失为一实存之政治实体。实存且自强者，终將得人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