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4章 各善后(下)（1/2）

北京，紫禁城，文华殿。

初夏的微风透过雕花窗欞，却吹不散殿內凝重得几乎令人窒息的气氛。

崇禎皇帝朱由检面沉如水，端坐在御座之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著扶手上冰冷的龙首雕刻。他的目光扫过下方垂首肃立的阁部大臣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目光中蕴含的雷霆之怒和冰冷的失望。

御案上，摊开著两份截然不同的奏疏。

一份是湖广巡抚宋一鹤以及地方官员、楚王府联名发出的六百里加急，详细奏报了左梦庚於汉阳城下大破罗汝才、革左四营等十万联军的“荆楚第一功”。

这奏疏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左梦庚军威的敬畏，虽也隱晦提及左部“跋扈”、“逼索甚苛”，但主基调仍是报捷请功。

而另一份，则是刚刚以六百里加急送至、尚带著风尘的，督师辅臣杨嗣昌的请罪兼辩疏。这份奏疏的內容，却如同在滚油中泼入了一瓢冰水，让整个文华殿的温度骤降。

杨嗣昌的笔跡与文风依旧带著他特有的刚愎和急促——当然也可以说是坚定与积极，但细看之下，却能品出几分惶惧和孤注一掷。

奏疏的前半部分，他以沉痛的语气稟报了襄阳惊变、襄王罹难的噩耗，並自请处分，言辞恳切，甚至引咎自责“调度无方”、“有负圣恩”。

然而，奏疏的笔锋很快转向。他开始详细“分析”这场塌天之祸的根源。

他並未攻击远在川东、湖广的左良玉父子，反而极有技巧地先浓墨重彩地肯定了左梦庚的“汉阳大捷”，称其“力挽狂澜”、“稳固江汉”，並將此捷置於自己“督师有方”、“运筹帷幄”的大框架下，暗示襄阳之失与整体剿贼大局的阶段性胜利(汉阳之捷)应分开看待。

接著，他拋出了精心准备好的“罪魁祸首”。

首要目標，直指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

杨嗣昌言之凿凿，指出正当左良玉於玛瑙山大破张献忠，正待集结秦、蜀官军合力围歼之时，郑崇俭竟未报经督师行辕核准，仅因风闻商洛山中李自成部有所异动，便擅自將悍將贺人龙及其精锐部队调回陕西布防。

此一举，致使围剿张献忠的包围圈出现致命缺口，张献忠得以喘息，並寻机窜入川东，这才有了后来川东的溃败和湖广的空虚。

杨嗣昌甚至引用了左良玉当时强烈要求入川追击的、被他本人压下未发的信件內容，来佐证郑崇俭撤兵之举的荒谬与致命。

第二个靶子，是四川巡抚邵捷春。

杨嗣昌痛斥其“昏聵无能”、“刚愎自用”，其不听秦良玉忠言，强令川军两大主力张令、秦良玉山路冒进，致使龙沙镇惨败，五千川军精锐与“三万白杆兵”近乎全军覆没，彻底葬送了川东防务。

正是由於邵捷春的愚蠢，导致川东门户洞开，楚西暴露在贼锋之下，迫使自己不得不从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中，抽调左梦庚等部前往堵漏，甚至连自身也不得不亲赴夷陵险地以稳定战线，这才给了张献忠可趁之机，派出偏师千里奔袭襄阳得手。

奏疏的最后，杨嗣昌总结道：左良玉、左梦庚父子，乃至贺人龙、张令、秦良玉等將领，皆已竭尽全力，有功无过。

祸乱之源，在於郑崇俭之擅权、邵捷春之败军！此二人若不加以严惩，无以整肃军纪，无以告慰襄王在天之灵，无以平定天下汹汹之口！

至於他杨嗣昌本人，虽有失察之责，且甘愿领罪，但仍恳请陛下圣心独照，知其不易……以期早日扫清妖氛。

奏疏读完，殿內死一般的寂静，落针可闻。

每一位大臣都能感受到奏疏中那赤裸裸的甩锅意图，但同样，也能感受到杨嗣昌此举的狠辣和老谋深算。

他將两个封疆大吏推出来顶罪，確实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剿贼战线为何会突然崩溃出如此大的漏洞。

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维护了此刻朝廷绝对不能轻易惩罚的左镇父子(主要是在川东按兵不动的左良玉)，甚至將左梦庚的汉阳之功也与自己牢牢绑定，好像没有他杨嗣昌，左梦庚就必然打不出如此大捷一般。

兵部尚书傅宗龙，这位从四川巡抚职务上简拔入京、素以耿直敢言著称的老臣，眉头紧锁，率先打破了沉默。

他出列躬身，声音洪亮却带著压抑的怒气：“陛下，杨阁部之言，虽有情理，却难掩其咎！郑崇俭调贺人龙回防，虽有不当，然李自成蠢蠢欲动亦是实情，陕西安危岂容有失？其罪在程序有亏，却非襄阳失守之主因！

至於邵捷春丧师辱国，確该严惩！然则，杨阁部身为督师，总揽全局，调度一切，襄阳更是其行辕所在，如今重镇陷落，亲王遇害，其岂能仅以『失察』二字轻轻带过？

臣以为，阁部之责，绝不下於郑、邵二人！如此奏疏，避重就轻，实难服眾，请陛下明察！”

傅宗龙的话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头，立刻引起了部分官员的低声附和。朝堂之上，顿时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

有支持傅宗龙，认为杨嗣昌难辞其咎的；也有为杨嗣昌辩护，认为当下剿贼离不开他，且其分析不无道理的。

更有甚者，开始隱晦地將矛头指向左镇势大难制——左良玉动輒按兵不动，一会儿说缺餉，一会儿说生病，偏偏还没人敢揭破他的说辞；左梦庚虽然听从调派，但一战击溃十万贼军，这战斗力又似乎有些……强得过分了，恐有尾大不掉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