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 与內地科研院所的合作初探（1/2）

1980年2月，香港明远实验室。

陈致远博士盯著眼前复杂的电路图，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二个小时。办公室里堆满了草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和计算。窗外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璀璨如星，但他无心欣赏——第四代计算器晶片的设计遇到了瓶颈，功耗始终降不下来。

“陈博士，这么晚还不走？”助理小林端著一杯咖啡走进来。

“走不了。”陈致远揉著发胀的太阳穴，“卡在电源管理这块了。我们试了七种方案，功耗最多降低15%，离目標还差一半。”

“要不……休息一下？明天再想？”

“明天还有明天的事。”陈致远喝了口咖啡，苦涩让他稍微清醒了些，“小林，你说为什么美国人的晶片能做到那么低的功耗？”

“人家投入大啊。”小林说，“我听说英特尔去年研发投入就超过一亿美元，我们整个实验室的预算才……”

话没说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王恪拿著一份文件走进来，脸上带著一种奇异的兴奋。

“陈博士，有个机会，可能会解决你的问题。”

“什么机会？”

“跟內地科研院所合作的机会。”王恪把文件放在桌上，“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发来了合作邀请。”

陈致远愣住了。清华大学？那个在北平（北京）的顶尖学府？他们怎么会知道明远实验室？

王恪看出了他的疑惑：“还记得深圳电子设备厂那个刘建国吗？他有个表哥在清华读研究生，把我们的技术转让事跡告诉了系里。系主任亲自写信来，希望能合作研发適合中国国情的新型计算器晶片。”

陈致远拿起信件。信纸是普通的白纸，字是手写的，一笔一划很工整：

“尊敬的王恪先生台鉴：欣闻贵公司在深圳技术转让之善举，甚为钦佩。我系长期致力於微电子技术研究，有一定理论基础，但缺乏產业化经验。贵公司有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若能与我国科研力量结合，必能开发出適合我国实际需要之產品。盼能面谈合作事宜。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主任 张明远 谨上”

信很短，但诚意很足。

“王总，您怎么想？”陈致远问。

“我觉得可以试试。”王恪说，“陈博士，你不是一直抱怨实验室的年轻工程师基础理论不够扎实吗？清华的学生，理论功底绝对过硬。我们缺的是產业化经验，他们缺的是实践机会。互补。”

“可是……內地的情况我们不了解。”陈致远犹豫，“科研体制、工作方式、甚至思维模式，可能都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要『初探』。”王恪在“初探”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先小范围合作，先易后难。我计划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联合研发低成本计算器晶片；第二，合作培养研究生；第三，共同申请科研项目。”

陈致远沉思了一会儿：“那……先从哪个开始？”

“从最具体的开始。”王恪说，“內地市场最需要什么？是便宜、耐用、功能实用的计算器。不是我们卖到美国的那种高端產品。我们可以和清华合作，设计一款针对中国市场的低成本晶片。”

这个提议打动了陈致远。作为一个工程师，他太清楚“適合市场需求”的重要性了。明远计算器之所以竞爭不过日本產品，就是因为太追求高性能高价格，忽视了庞大的低端市场。

“好，我同意。”陈致远说，“但怎么合作？是他们派人来香港，还是我们去北京？”

“都去。”王恪眼睛亮了，“我们先派一个小团队去清华考察，了解他们的能力。然后邀请他们的师生来香港交流。人员流动起来，思想才能碰撞。”

三天后，一个五人考察组从香港出发了。带队的是陈致远，成员包括两个晶片设计师、一个工艺工程师，还有陈小虎——王恪特意让他跟著，说“你需要见见更大的世界”。

从香港到北京，要先坐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一路上，陈致远看到了一个与香港完全不同的中国——贫穷，但充满生机。火车站挤满了人，车厢里瀰漫著烟味、汗味和各种食物的味道。但那些人的眼睛里，有一种香港人少见的坚韧和希望。

“陈博士，您看。”陈小虎指著窗外，“那些田里的农民，还在用牛耕地。”

“但他们有土地。”陈致远感慨，“香港人住鸽子笼，他们住得再差也有院子。这就是不同。”

到北京时是清晨。二月的北京，寒风刺骨，天空是铅灰色的。清华园里，光禿禿的树枝在风中摇晃，学生们穿著厚厚的棉袄，骑著自行车匆匆而过。

无线电系在一栋老式的红砖楼里。楼道里瀰漫著一股混合著机油、松香和旧书的味道。系主任张明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教授，头髮花白，戴著厚厚的眼镜，说话带著浓重的江浙口音。

“欢迎欢迎！”张教授热情地握著陈致远的手，“一路辛苦了！先到会议室暖和暖和，喝口热水。”

会议室很简单，几张旧桌椅，一个煤炉子，墙上掛著毛主席像和世界地图。但让陈致远惊讶的是，黑板上写满了复杂的微电子公式，有些思路很新颖。

“这是我们几个研究生在研究的课题。”张教授不好意思地说，“条件简陋，让各位见笑了。”

“不简陋。”陈致远认真地看著黑板，“张教授，这个关於降低漏电流的设计思路，很巧妙。我们实验室都没想到。”

张教授眼睛一亮：“陈博士看得懂？”

“当然。”陈致远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但这里有个问题——您这个结构，製造工艺要求太高，以国內现有的光刻机精度，可能做不出来。”

“是啊。”张教授嘆气，“我们纸上谈兵可以，真要流片（晶片试生產），就得送到上海去，一次要等三个月，费用还贵得嚇人。”

接下来的三天，考察组参观了清华的实验室。条件確实简陋——仪器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有些还是从苏联进口的老古董。计算机只有一台，还是用纸带输入的。但让香港工程师们震撼的是，这里的研究生们对技术的热情和钻研精神。

“陈博士，您看这个。”一个叫王建国的研究生展示他的设计，“我分析了卡西欧计算器的晶片，发现他们用了一种很巧妙的结构来节省电晶体。我想，如果我们借鑑这个思路，但用更简单的工艺实现，也许能降低成本。”

陈致远仔细看著图纸。这个年轻人只有二十三四岁，但思路很清晰，设计很扎实。

“你这个想法很好。”陈致远说，“但有个问题——卡西欧的结构需要高精度的光刻，你打算怎么用低精度设备实现？”

王建国想了想，拿起笔在纸上画起来：“我想可以这样——把复杂结构拆解成几个简单结构的组合，虽然电晶体用得多一点，但工艺要求降低了。”

这个思路让陈致远茅塞顿开。是啊，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最精简的设计？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也许“笨办法”才是好办法。

晚上，考察组和清华的师生座谈。煤炉烧得正旺，茶水在搪瓷缸里冒著热气。

“陈博士，我有个问题。”一个女研究生怯生生地问，“香港的工程师，一个月挣多少钱？”

这个问题很直接，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著陈致远。

陈致远想了想，如实回答：“刚毕业的大学生，大概一千港幣一个月。有经验的工程师，三千到五千。像我这样的，大概八千。”

数字一出来，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当时內地一个大学教授，月薪才一百多元人民幣。

“那……那你们会看不起我们吗？”女研究生又问，“我们这里这么穷，设备这么落后。”

陈致远看著她年轻而认真的脸，忽然想起自己刚去美国时的情景——也是这么自卑，这么渴望被认可。

“不会。”他诚恳地说，“技术不分贫富，智慧不分地域。你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做出这样的研究，我只有敬佩。”

女研究生的眼睛红了：“谢谢您，陈博士。”

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香港工程师讲香港的发展，清华师生讲內地的现状。大家发现，虽然环境不同，但面对的技术难题、追求的技术梦想，是一样的。

考察结束前一天，陈致远和张教授单独谈话。

“张教授，我们初步想法是，合作研发一款低成本计算器晶片。”陈致远说，“你们出理论设计，我们出工艺实现。成果共享，利益分成。”

“具体怎么操作？”张教授很务实。

“分三步。”陈致远说，“第一步，你们派两到三名师生去香港，在我们的实验室工作半年，熟悉现代晶片设计流程。第二步，共同成立项目组，研发针对內地市场的晶片。第三步，產品成功后，利润的20%作为清华无线电系的发展基金。”

张教授激动地站起来：“陈博士，您……您这是……”

“这是双贏。”陈致远说，“我们有技术，但需要適合中国市场的產品设计。你们有设计能力，但需要產业化的平台。合作，才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好！好！”张教授连说两个好字，“我这就向学校匯报，儘快启动！”

回到香港，陈致远向王恪详细匯报了考察情况。

“清华的学生，基础之扎实，超出我的想像。”陈致远感慨，“但他们太缺乏实践机会了。很多设计停留在纸面上，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不知道成本多少。”

“所以我们的合作才有意义。”王恪说，“陈博士，我有个更大胆的想法——我们能不能和清华联合培养研究生？学生在清华读理论，来明远做实践，毕业时既有学位，又有產业经验。”

“这个想法好！”陈致远眼睛亮了，“不过，得先从小范围开始。第一批，先请两个清华的研究生过来。”

一个月后，王建国和那个问工资的女研究生李梅，作为第一批交流学者来到香港。

从北京到香港，对他们来说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琳琅满目的商品……一切都那么陌生，又那么吸引人。

“王师兄，这里……真亮啊。”李梅站在明远实验室的落地窗前，看著窗外的夜景，喃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