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 与內地科研院所的合作初探（2/2）

“是啊，真亮。”王建国也在看，但他的目光更多停留在实验室里那些先进的设备上——电子显微镜、光刻机、测试仪器……这些在清华只能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东西，现在就在眼前。

陈致远亲自带他们参观。每到一个设备前，他都会详细讲解原理、用途、操作方法。两个年轻人像海绵一样吸收著知识，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些机器。

但真正的挑战很快来了。

第一天正式工作，陈致远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设计一个简单的电源管理模块。在香港工程师看来，这是入门级的作业。

王建国和李梅在电脑前坐了一天，却只画出了一个粗糙的草图。

“怎么了？”陈致远问。

“陈博士，我们……我们没用过这种设计软体。”王建国红著脸说，“在清华，我们都是手绘电路图。”

陈致远这才意识到问题所在。他立刻调整计划：“从今天开始，上午学软体，下午做设计。晚上我给你们补课。”

接下来的日子，两个年轻人开始了魔鬼般的学习。早上七点到实验室，晚上十一点离开。除了吃饭睡觉，所有时间都在学习和工作。

李梅先撑不住了。一天晚上，陈致远看到她在实验室角落里偷偷抹眼泪。

“小李，怎么了？”

“陈博士，我……我太笨了。”李梅抽泣著，“王师兄已经能独立设计了，我还连软体都用不熟。我是不是不该来？”

陈致远在她对面坐下：“小李，你知道我第一次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时，是什么感觉吗？”

李梅摇摇头。

“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笨的人。”陈致远回忆道，“那里的学生，从小就用计算机，我连键盘都不熟。那里的实验室，设备先进得像科幻电影，我连开关都不敢碰。我也哭过，也想放弃过。”

“那您……”

“但我坚持下来了。”陈致远说，“不是因为我聪明，是因为我知道，机会来之不易。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哭可以，但不能放弃。”

李梅擦乾眼泪：“陈博士，我明白了。”

从那天起，李梅更拼命了。她做了个时间表，精確到每分钟。软体操作不熟，就一遍遍练习；电路设计不懂，就一遍遍请教。一个月后，她交出了第一个完整的设计方案。

陈致远看著那份虽然稚嫩但很严谨的设计，欣慰地笑了。

合作项目正式启动了。目標很明確：设计一款针对中国农村市场的计算器晶片。要求是：成本不超过五元人民幣，功耗要低（因为农村经常停电），要耐用（因为使用环境差），功能要实用（加减乘除、百分比、存储就够了）。

清华团队负责架构设计，明远团队负责工艺实现。每周开一次视频会议——这是1980年，视频会议还是个新鲜事物，要租用昂贵的卫星线路。

第一次开会时，出现了很多问题。

“张教授，您这个设计，电晶体数量太多了。”陈致远在屏幕上说，“成本会超標。”

“但我们测试过，这样设计最稳定。”张教授在北京那边说，“农村电压不稳，电晶体多一点，抗干扰能力强。”

“那功耗呢？电晶体多，功耗就大。”

“所以我们加了动態功耗管理……”

两边爭论得很激烈，但都是为了把產品做好。最后往往能找到折中方案。

三个月后，第一版设计完成了。陈致远决定流片试製。

流片很贵，一次要二十万港幣。王恪批了：“该花的钱要花。”

晶片送到台湾的工厂生產（当时內地还没有先进的晶片生產线）。等待的一个月里，所有人都很焦虑。

“陈博士，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李梅问。

“那就再来。”陈致远说，“科研就是这样，失败是常態，成功是偶然。但只要坚持，偶然会变成必然。”

晶片终於回来了。测试那天，实验室里挤满了人。

陈致远手有些抖。他小心翼翼地把晶片安装到测试板上，接通电源。

指示灯亮了。

按下第一个键，显示屏上出现了数字。

加减乘除，一切正常。

功耗测试——比设计目標还低了10%。

“成功了！”实验室里爆发出欢呼声。

王建国和李梅抱在一起，又哭又笑。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设计的晶片，从理论到实践，从图纸到实物。

陈致远拿起那片小小的晶片，在灯光下仔细看著。它很粗糙，工艺水平只相当於国际上五年前的水平。但它適合中国，適合那些需要计算器但又买不起进口產品的农民、小贩、学生。

“给它起个名字吧。”王恪说。

陈致远想了想：“就叫『启明一號』吧。启明星，照亮黎明前的黑暗。”

“好名字。”

第一批“启明一號”晶片生產了十万片。深圳电子设备厂用这些晶片，生產出了“长城牌”计算器，定价二十八元人民幣——只有进口產品价格的三分之一。

產品上市后，反响出乎意料地好。不仅农村需要，学校、机关、小企业都需要。三个月就卖出了五万台。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计算器真的帮到了人。

王恪收到了一封来自陕西农村的信：

“尊敬的王恪先生：我是陕西一个农村小学的老师。学校买了一台『长城』计算器，孩子们可喜欢了。以前学数学，只能扒拉算盘，现在有了计算器，学得快多了。有个孩子说，他长大了也要造计算器。谢谢你们造出这么好的东西，还卖这么便宜。此致，敬礼。教师 赵大山”

王恪把这封信复印了，发给每一个参与项目的人。

陈致远看著信，眼睛湿润了：“王总，我现在明白了。技术最大的价值，不是多先进，是多有用。”

“对。”王恪点头，“这就是我们和清华合作的意义——把先进的技术，变成有用的產品。”

合作继续深化。第二批清华学生来了，项目也从计算器晶片扩展到其他领域——適合农村的小型发电机控制晶片、適合乡镇企业的简易数控系统……

明远实验室和清华无线电系，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王恪兑现承诺，把“长城”计算器利润的20%，设立了“清华-明远微电子发展基金”，用於支持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一年后，在合作周年座谈会上，张教授感慨地说：“这一年的合作，对我们系的影响，比过去十年都大。学生们看到了技术的实际应用，老师们了解了產业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中国的技术发展，不能闭门造车，要开放合作。”

王恪回应：“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从清华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自力更生』，什么叫『刻苦钻研』。这些精神，是香港年轻人缺少的。”

合作还在继续。

王建国和李梅结束了一年的交流，要回北京了。临走前，陈致远问他们有什么打算。

“我想留校。”李梅说，“把在香港学到的，教给更多的学生。”

“我想去深圳。”王建国说，“明远在蛇口的工厂需要技术主管，王总问我去不去。我想去，把『启明一號』做得更好。”

“都好。”陈致远拍拍他们的肩，“记住，不管在哪里，都要做有意义的事。”

送走两个年轻人，陈致远站在实验室窗前。窗外，香港的灯火依旧璀璨。但他知道，在遥远的北京，在清华园里，也有一些灯火，为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彻夜不熄。

而这些灯火，正在连成一片。

从香港到北京，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图纸到產品。

这就是合作的力量。

它让技术流动，让思想碰撞，让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