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2）

棚子搭起来的那天，整个村子都来看热闹。

陈家那个走了二十年的远水伯回来了，还带著一个缅甸討来的老婆和四个孩子——这个新闻在村里传了三天。陈姓在这个小山村里是大姓，沾亲带故的七姑八婆恨不得把陈远水家的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对一遍。

“远水啊，你阿母走的时候你都没回来，你良心过不过得去？”

第一个发难的是一房远房婶子，生得乾瘦，嘴皮子像刀片，一开口就能剜人。陈远水从缅甸带来的那点好脾气被她一刀一刀剜得七零八落。

他跪在母亲坟前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出了血。

“婶子说得对，”他起身的时候说，“我是不孝。但我把陈家的人带回来了，一个都没少。”

那个婶子还想说什么，目光扫过苏阿梅微微隆起的小腹，又把嘴闭上了。

那是陈家第五个孩子。

苏阿梅在梅州怀上的，一路顛簸到泉州，肚子里那个居然还安安稳稳地长著。村里接生的阿婆说，这孩子命硬，在娘胎里就走了三千里路，以后什么场面没见过？

一九四六年秋天，陈家第五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孩。陈远水给他取名叫“家安”——一家人，平安。

奶奶那一年八岁。

她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陈阿圆。因为是圆脸，又因为在箩筐里被挑著走了三千里路，摇摇晃晃地像颗在筐里滚来滚去的汤圆。

“阿圆，”陈远水叫她，“去给三婶送一碗虾酱。”

“阿圆，”苏阿梅叫她，“把弟弟的尿布晾了。”

“阿圆姐，”弟弟妹妹叫她，“阿姐阿姐讲故事！”

陈阿圆没有读过一天书。

村里有一个私塾先生，姓吴，留著山羊鬍，穿长衫，走路的时候背著手，像一只踱步的鹅。吴先生的私塾收束脩，一年要三斗米。陈远水拿不出三斗米——他连自家吃的米都要跟隔壁借。

吴先生倒是来过一次陈家。他站在棚子前面，看了看那条陈远水从缅甸挑回来的扁担，又看了看在柜檯后面踮著脚摆金枣的陈阿圆，捻著鬍子说了一句：“这个女囡眼睛亮，可惜了。”

陈阿圆不知道什么叫可惜。她只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太多：看著弟弟妹妹、帮母亲烧火、帮父亲搬货、去山上捡柴火、去溪边洗衣服。

她的学堂是那间棚子，她的课本是那些虾酱和金枣。

陈远水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他有一个本事：口算。缅甸那些年，他靠著一副算盘在广东大街站住了脚，华人买货赊帐、缅甸人用椰子换米、英国人给卢比——他心里都有一本帐，从不出错。

每天晚上，棚子打烊之后，陈远水会把陈阿圆叫到跟前。

“阿圆，今天卖了什么？”

“卖了五碗虾酱、三包茶叶、两颗金枣。”

“多少钱？”

“虾酱一碗两分钱，五碗一角钱。茶叶一包五分钱，三包一角五分。金枣两颗……”

“两颗多少？”

“金枣一颗一分钱，两颗两分钱。一共是两角七分钱。”

“不对。”

陈阿圆掰著手指又算了一遍。冬天的夜风从棚子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煤油灯的火苗东倒西歪。她的影子映在土墙上，忽大忽小，像一个正在长大的怪物。

“两角七分……”她皱著眉头，“阿爸，我没算错。”

“我说不对就不对。”陈远水从柜檯下面摸出一颗金枣，放在她手心里，“你漏了自己吃掉的那一颗。那一颗不要钱，但你要记住，你吃掉的每一颗金枣，都是日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但眼睛里藏著一丝笑。陈阿圆后来才明白，她父亲不是在教她算帐。

他是在教她算命。

一九四七年，陈家的棚子从村口搬到了路边。

那条路是连接泉州和永春的古道，平时走的是挑夫和商贩，偶尔有骑自行车的人经过，铃声叮叮噹噹，引来半个村子的孩子追著跑。陈远水看准了这地方，用攒了小半年的钱在路边买了三分地，搭了一间像样的竹篾房。

说“像样”是客气了。竹篾房就是竹子做骨架、竹篾编墙、外麵糊一层泥巴的房子。屋顶铺的是稻草，一遇颱风就漏水，全家老小端著盆接雨，叮叮咚咚像在屋子里开了一场戏。

但这是陈家来泉州之后第一间真正的房子，不是棚子，不是借住，是自家的。

陈远水在那间竹篾房的门楣上掛了一块木牌，用烧焦的树枝写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字：陈家铺。

缅甸的铺面叫“远水號”，泉州的铺面叫“陈家铺”。陈远水说，在外面闯的时候，名字是自己的；回到家了，名字是孩子的。

陈家铺卖的东西慢慢多了起来。除了虾酱、茶叶、金枣，还开始卖酱油、醋、盐巴、火柴、香菸、粗纸。村里人管这叫“杂货店”，陈远水不认这个叫法。

“这不是杂货，”他说，“这是日子。”

陈阿圆十岁的时候，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她站在陈家铺的柜檯后面，个头还不够高，得踩一张小板凳才能看清柜檯外面的客人。但她算帐比父亲还快，嘴巴也比父亲甜。

“三婶，今天的虾酱是新醃的，要不要来一勺？”

“阿水伯，你上回欠的两分钱什么时候还？我记著呢。”

“吴先生——来来来，我阿母刚蒸的碗糕，送你一个，不要钱。”

吴先生接过碗糕，看了看那个踩在小板凳上的小姑娘，终於说了当初想说而没说的那句话：“阿圆，你想不想识字？”

陈阿圆愣了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