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浮生一梦(1/2)
秋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
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已经有了凉意,吹过太平山麓那些错落有致的宅邸,
从半山望下去,港口里停满了船——有掛著米字旗的英国商船,有星条旗的美国快船,有太阳旗的日本邮轮,还有那些没有旗、只有熟悉船型的、属於自己人的船。
那些船来自安南,来自兰芳,来自台湾,来自马尾,来自檀香山,来自旧金山,来自横滨。
它们载著大米、煤炭、木材、古塔胶、铜、锡、丝绸、茶叶、军火,和那些永远在路上的人。
这是陈九的船。
没有人能说得清,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究竟掌控著多少东西。
从旧金山到横滨的太平洋航线上,每三艘船就有一艘与他有关。
南洋商船购买的煤矿,有一半经他的手。
他的电报线从香港延伸到上海,从上海延伸到东京。
他的钱庄开遍了东南沿海,他的商號遍布南洋群岛。
有人说,甚至整个中国东南半壁,那些叫得出名字的商號、钱庄、会馆,背后都站著同一个人。
已经鲜少人喊他的名字。
大都叫他“九爷”。
但此刻,这个掌控著半个太平洋贸易网络、被列强使馆列为“远东最危险华人”的男人,正坐在自家后院的藤椅上,看著两个孩子。
他穿著一身藏青色的长衫,满头的白髮在夕阳下格外显眼。膝盖上搭著一条薄毯——旧伤发作起来,腿脚总是不太灵便。
两个孩子正在草地上追逐一只皮球。
男孩五岁,眉眼像极了他,唯独那双眼睛——灰蓝色的,像加州的天空。女孩三岁,扎著两个羊角辫,穿著一身大红色的袄裙,正拍著手咯咯笑。
皮球滚到他脚边。
男孩跑过来,“爹,球!”
陈九弯腰,捡起球,递给孩子。
“潮生,”他说,“慢点跑,別摔著。”
陈潮生点点头,抱著球又跑回了草地上。
潮生。取“海上潮生”之意。
他是艾琳生的,出生在太平洋邮轮的一艘船里——那年船遇风浪,她一等舱里生下了他。接生的是一位船上一个卫生官。
“海上潮生天外天”,艾琳后来写信给陈九,信里只有这一句诗。她没说疼,没说怕,也没说自己为了这个名字在上海查了多久,请教了多少人。
只说孩子很好,眼睛是灰蓝色的,像加州的海。
女孩叫陈岫云。
她是林怀舟生的,出生在香港华人医院的手术室里。
岫云之名,出自靖节先生《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岫”者,山穴也。易安词云:“远岫出山催薄暮”,写的是山间云气自峰峦深处缓缓而出,那景象最是温柔。
潮生取名於海上风涛,是男儿志在四方的期许。岫云取名於山中云靄,是女儿家安稳閒適的寄託
他希望她不必像父辈那样奔波於重洋之间,不必经歷那些顛沛流离。
只愿她如山间之云,守著这一方山水,悠然自得。
两个孩子,两个娘。
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
一个是从旧金山贵族小姐变成上海女校校长的传教士,一个是从广州孤女变成远东最杰出外科医生的女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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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的光透过花窗,洒进书房。
陈九坐在书案前,面前摊著一封信。
“艾琳姊如晤:
上月中旬,港督府那边派人来请,说是有伦敦来的专员想见一下这位远东最危险的华人,有事要谈判。
我替他把来人挡了。
那几日他的脚肿得厉害,旧伤发作起来,整夜整夜睡不著。
他倒是不肯认,撑著拐杖在院子里走了几步,说:“怀舟,你看,还能走。”
可那天晚上,潮生跑来找他讲故事,他靠在藤椅上,讲著讲著竟睡著了。潮生就蹲在他膝边,一直等著,等到天黑。
这孩子长得越来越像你,性子却越来越像他。眉眼像,脾气更像——话少,心事重。
潮生近日已能背诵《千字文》全篇,字亦写得有模有样。他常问我:上海是什么样?我说:那里有你另一个娘。
他便不再问,只是望著窗外发呆。
岫云前日隨我去医院,见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她看了很久,忽然说:娘,我也是这样生出来的吗?我说是。她又问:疼吗?
我说不疼。她不信,说:你骗人,阿梅姐姐说,生孩子很疼的。
我无言以对。
香港的电报线路修得很多了,可以瞬息通信。
他那天破天荒亲自督办,看著工人们把线牵进书房。夜里我进去给他送药,他正对著那台机器发愣。
忽言:“此物虽速,然有心语,转不能速。”
我明白他的意思——海程三千里,隔者非水,乃积年未吐之辞也。
香港渐冷,不知上海如何。
若方便,多来看看他吧。他心里有你,只是不说。你心里若有芥蒂,宜请暂置,九哥身体已大不如前。
人生如寄,海程虽远,终有渡时。
珍重。
怀舟
十月初三”
陈九看完信,沉默了很久。
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
林怀舟走进来,手里端著一盏茶。
她眼角也有了细纹,鬢边添了几根白髮,但那双眼睛依然清澈,带著他熟悉的温婉与倔强。
“在看什么?”她问,將茶放在桌上。
“你的信。”陈九把信递给她,“什么时候寄出去?”
“下午让阿福走的时候带上吧。”
陈九点点头,端起茶,喝了一口。
如今电报方便了,可这两人还是习惯写信,许是要强,许是尷尬,艾琳来香港很少。
林怀舟在他身边坐下,目光落在窗外。夕阳的余暉里,两个孩子还在草地上玩。陈潮生正在教陈岫云认字,他用树枝在地上画,她蹲在旁边看,小脸专注得可爱。
“岫云今天问我,”
林怀舟忽然开口,“为什么她有两个娘。”
陈九看著她。
“你怎么说?”
“我说,或许爱有很多种,我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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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岛半山,一处新修的三层洋楼矗立在薄扶林道旁。门口掛著一块木匾,
“青年讲学堂”。
这是去年刚设立的机构。
名义上是书院,实则是从南洋、广东、福建乃至日本、美国来投奔的青年们的落脚处,这里书籍眾多,学者眾多,各种交流层出不穷,自然吵架、讲武也是有的。
讲堂里坐著四十几多个年轻人,有的穿著长衫,有的穿著洋式的学生装,还有穿著西服的。
这里来去自由,可是人还是越来越多。
讲堂里分成几个小团体,到处都是议论声音。
爭论的引信,是尢列点燃的。
“逸仙,你最近的那些想法,搞农会、禁鸦片、兴学堂,想以一县为天下先。”
“可你想过没有,县太爷换了人,你那些章程还算不算数?郑藻如再开明,他挡得住朝廷一纸不准的硃批吗?”
孙中山穿著一件半旧的深灰长袍,脸色因长期埋头苦读有些苍白,
“尤兄的意思是,不推倒朝廷,做什么都是白费?”
“推倒朝廷?”尢列笑了笑,“你我坐在这里说,不怕。可出了这间屋子,香港的密探,广州的绿营,还有那些吃朝廷俸禄的读书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咱们淹死。”
“那就让更多人坐进这间屋子。”
孙中山看向他,“我在学院,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是:为什么五十里外的香山,比香港差这么多?不是差在洋人的楼高,是差在百姓不知道可以站起来。
香港的华人敢告洋人,敢在报纸上骂官,敢拉著架子车罢工——因为他们有华人总会撑腰,有报纸开民智,有会党组织,他们知道了,团结了。
我们要做的,是把这种知道,种到四万万人的心里去。”
陈少白抚掌大笑:“好一个知道!逸仙,照你这么说,咱们也先让百姓都明白了,再谈別的?”
“不是先后的问题。”
孙中山摇了摇头,“在广州办学堂,官府会盯著;在香山办农会,乡绅会防著。南洋的百姓知道了,明白了,是因为他们首先有了体面的、能站著的地方。”
“若是人都活不起,哪有力气开智?”
尢列若有所思,刚要开口,角落里忽然响起一声沉沉的琴音。
眾人转头,见谭嗣同盘膝坐在一张草蓆上,膝上横著那张“崩霆”琴。他刚才只是隨手拨了一下空弦,此刻却抬起头,目光在眾人脸上扫了一圈。
“逸仙说的对。”
“那位九爷的百姓能站著,是因为九爷自己有舰队,有枪炮厂,有煤矿。兵舰是船,枪炮是胆,煤矿是血。
没有这些,你让百姓知道得再多,洋人的兵舰一来,朝廷的绿营一到,百姓一样还是得跪下去,知道得越多反而越痛苦,死得越快。”
他看向梁启超:“卓如,你刚从上海来,租界那两条街你也见了。那里为什么巡捕不敢乱抓人?不是因为九爷讲道理讲得好,是因为他的人在街口架著加特林,是因为他银行里的银子能养活一个城市的买卖。道理和枪炮、和百姓的尊严,从来是拴在一根绳上的。”
梁启超从上海买来的那叠《公报》里抬起头,今天他还没怎么说话。
“復生兄,”梁启超开口,“你说的没错,枪炮和钱,是底气。可我想问一句:底气有了之后呢?”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薄薄的册子——《普法战纪》,王韜辑译。
“我在上海租界,除了看那两条街,还想明白了一件事。”
梁启超翻开书页,“德国人为什么能打败法国人?不是因为克虏伯炮比法国炮粗,是因为德国有俾斯麦,有威廉一世,有几十个邦国合成的一个帝国。他们有国家的魂,有民眾的意志。”
“我们几个人的想法尚且无法达成一致,福建、广东各县之间说话都一样,又如何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呢?”
谭嗣同微微一怔。
“復生兄方才说站的地方。”梁启超的目光变得灼灼,“那位九爷给百姓站的地方,是他用炮舰圈出来的一块地。可这块地之外呢?四万万同胞还跪著。九爷的势力在安南、在台湾、在马尾,可他进两广了吗?进湖广了吗?进直隶了吗?”
“这才是我等来这里的目的和意义!”
他把《普法战纪》轻轻放回书架。
“我想的是:如果只是靠几条船、几座厂,就能救中国,那洋务派早就让中国富强了。为什么不行?”
梁启超的声音沉下去,“康先生告诉我,要有教!不是洋人的宗教,是我们自己的孔教。把四万万人重新教成中国人,让朝廷知道变,让皇上知道变,让士大夫知道变。大家都想到一起去,思想变了,船和炮才有用。”
“变?”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冷笑一声,“康长素那张托古改制的方子,我见过。他在万木草堂讲《新学偽经考》,讲《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变法家。
卓如兄,我问你,就算皇上信了这一套,下了詔书变了法——那些满族亲贵怎么办?靠科举吃饭的读书人怎么办?那些占了全国良田的地主怎么办?他们能让皇上安安稳稳地变下去?”
“这些人真能想到一起去?”
“所以你主张杀?”梁启超反问。
那人沉默片刻,掐灭了手里的纸媒,声音平静得有些嚇人。
“杀!”
他说,“逸仙方才说的,復生说的,卓如你说的,我都感觉有道理。
可满清入关两百多年,杀得汉人够不够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的是谁?文字狱,禁海令,圈地令,磨的是谁?这么多年,你们的手段要多久,能打动多少人?
依我看,要下猛药!”
“我在美国读书,看过什么进化论,什么民约论,都好。可回到国內,对著那些吃人的旗人,你跟他讲这些?他会听吗?”
“我是南洋洪门中人,从美国读书回来,见过太多人。有读书人,有农夫,有矿工,有商贩。他们不识字,不懂什么孔教、什么西学。
可他们知道一件事,能想到一起去——这朝廷不是他们的!
他们拜的是关公,是宗祠,信的是血脉、是义气,喊的是反清復明。这復明也许是假的,可这口气是真的。”
“在內地,你分得了地吗?你一动地主的田,士绅就跟你玩命。所以,內地的路,跟洋外的路,不一样。內地要流血。不杀出一条血路,什么教化、什么骨气、都是空的。”
“你方才说,內地要流血。”
孙中山开口,“流谁的血?百姓的血,还是我们的血?要死多少人,杀多少人?杀了人,血海沉浮之后呢?谁来种地,谁来织布,谁来给孩子教书?”
“九爷在南洋,也杀过人。他杀的是那些不把人当人的殖民者,杀的是那些霸占矿山的工头,杀的是卖鸦片卖同胞的会党头目。可他杀完之后呢?他分了地,办了学,让那些矿工的孩子也能读书。他不是为了杀而杀。”
“你是说我为杀而杀?”那人皱眉。
“不。”孙中山摇了摇头,“我是说,杀,或许是一条路。可杀完之后,必须要有跟上的手段。”
“我在西医书院读书,何启先生给我们讲过一课,讲英国的《大宪章》。他说,八百年前,英国人也杀得血流成河,贵族砍国王,国王砍贵族。可他们杀来杀去,杀出几卷羊皮纸,把国王的权力关进了笼子。这才是本事。”
“逸仙,你这是要效仿英国?”陈少白问。
“不是效仿。”孙中山说,“是看明白一个道理:杀人不是目的,立规矩才是。九爷在南洋立的那些规矩——农会怎么分地,工厂怎么分红,学堂怎么招生,军队怎么议事——那都是他一条一条立出来的。他立的不是大清律,是能让百姓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的规矩。”
“大清律没人在乎,百姓也看不懂,可这些规矩,百姓是死死记在心里了,是因为这些规矩是保护他们自己的!”
谭嗣同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说什么,
他忽然开口:“逸仙,规矩是需要地方施展的。杀人流血,再造河山,要死多少人?要多少年?到时候,洋人会不会趁虚而入,我们会不会亡国灭种?我们有没有时间?”
“毕竟,现在还是大清的天下。改变大清,难道不比流血牺牲,从头再来要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吗?”
几人面面相覷,都有些默然,转而听起来屋子里其他人的爭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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