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6章 科举定製（下）（1/2）

陈星“虚席以待天下英才”的宣言，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朝堂湖面投下了一块决定性的巨石，激起的已不仅仅是涟漪，而是方向明確的浪潮。科举新制的总体框架在爭议中被確立，但將其从纸面上的“良法美意”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国家制度，乃至真正影响无数人命运的社会实践，其间需要填充的细节、需要平衡的利益、需要化解的阻力，丝毫不亚於，甚至可能超过均田令的推行。

朝会结束后，真正的“定製”工作，才在文华殿及相关的部院衙门里紧锣密鼓地展开。以贾文总领，礼部、吏部为主干，国子监、翰林院协办，林婉儿以“参赞文典”身份继续深度参与，一个高效的“科举定製专班”迅速运转起来。

首要任务，是制定各科考试的具体章程、大纲与命题规范。这绝非易事。

进士科的“经义”考什么？如何平衡主流经学解释与包容学术差异？策论题目如何设计，既能考察治国方略，又不至於空泛或涉及时政机密？诗赋的评判標准，如何在文采与格律之间取得平衡？

明经科需要划定具体的经典范围与註疏版本。

明法科需要確定考察的律令范围与案例分析深度。

明算科、明医科更是开创性的，需要召集算学名家、太医监权威，共同擬定既符合学术前沿、又能切实选拔可用人才的考题范围与形式。

林婉儿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不仅以其博学与文才，协助润色各类章程文告，使其文辞雅驯、表意清晰；更以其对江南士林心態和学术传统的了解，在经义范围、诗赋评判等敏感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弥合南北分歧、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建议。她提议，经义考试可在规定核心篇章外，设立“兼经”选考部分，允许考生在《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等典籍中自选其一深入作答，既保证了统一性，也给予了一定学术自由。对於策论，她建议题目多从歷史典故、经典治国理念出发，联繫普遍性的社会治理问题，避免直接针对现行政策或具体人物，以减少爭议和猜测。

这些细致入微的建议，得到了贾文和多数务实官员的认可，也使得科举章程的制定，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门户之爭，更多地聚焦於如何公平、有效地选拔人才。

与此同时，关於考试组织与防弊的细则也同步出台，且更为严苛。

“糊名”、“誊录”制度被正式写入《科举条例》。所有考生试卷上交后，立即由专门的书吏將写有考生姓名、籍贯、家状的“糊名”部分密封，並交由另一批书吏將全部答卷重新誊抄一遍，考官批阅的將是这些“副本”，最大程度杜绝笔跡辨认和关节请託的可能。

考官选派实行“地域迴避”与“临时差遣”。乡试主考、副主考及重要帘官，一律由朝廷从非本道的京官或外省官员中选派，接到任命后即刻赴任，不得携带家眷，不得与当地官员私下宴饮交通，直至考试结束、榜单发出后方可离开。省试考官层次更高，保密更严。

考场规则也极为严格。考生入场需经过严格搜检，禁止夹带片纸只字。考场內提供统一饮食、蜡烛，並有兵丁巡逻。对於舞弊行为，惩处力度空前：考生舞弊，终身禁考，並视情节削除功名、流放；考官及相关官吏舞弊或失职，革职查办，流放充军，甚至累及家人。御史台、刑部將派员组成“监试御史团”，分赴各考点全程监督。

这些冷冰冰的条文背后，是陈星彻底打破旧有利益输送通道、建立相对公平竞爭环境的决心。消息传出，有人拍手称快，认为寒门子弟终於有望；也有人暗中咒骂，觉得断了许多人的“前程”。

反应最为激烈的，依然在江南。

苏州等地的均田令阻力尚未完全平息，科举新制的详细章程又接踵而至。对於许多依赖门第声望、地方人脉和诗文唱和来维持社会地位、获取政治资源的江南士族而言，这套分科取士、糊名誊录、严苛防弊的新制度，简直是另一场更彻底的“浩劫”。

“进士科竟要考策论、明经？我吴中子弟，向来以诗赋清谈见长，策论乃刀笔吏所为，实学更是匠人之技，岂能以此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