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章 香江回归谈判前夕的暗流与布局（1/2）

1982年1月，香江的冬天湿冷入骨。

太平山顶，王恪站在明远大厦顶层的落地窗前，俯瞰著维多利亚港。海水在阴沉的天空下呈现出铅灰色，渡轮像疲惫的甲虫在水面缓慢爬行。街道上，双层巴士红色的车顶在楼宇间时隱时现，行人裹紧外套匆匆走过——这个城市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繁忙，但王恪能感觉到，空气里瀰漫著一种难以言说的焦虑。

办公桌上的收音机正在播报新闻，女主播的声音字正腔圆：“……中英双方將於今年九月正式开始香江问题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恢復对香江行使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

“咔嚓”一声，王恪关掉了收音机。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只有空调系统发出的轻微嗡鸣。

门被轻轻推开，秘书林小姐端著一杯热茶进来：“王总，今天的报纸。”

王恪接过那摞报纸。最上面是英文的《南华早报》，头版標题触目惊心：“英资企业开始秘密撤离，怡和洋行计划迁册百慕达”。下面是中文的《东方日报》，標题相对温和：“市场信心受挫，恒生指数单日下跌3.2%”。再往下是《明报》、《星岛日报》……每份报纸都在用不同的角度报导同一件事：香江的未来。

“王总，陈博士来了。”林小姐轻声说。

“请他进来。”

陈致远走进办公室，手里拿著份文件，脸色有些凝重。他刚从深圳回来，身上还带著內地那种朴实的气息——与香江的精致浮华格格不入。

“王总，蛇口的实验网运行良好，邮电部那边很满意。但是……”他顿了顿，“我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听到不少议论。有些人……在考虑移民。”

王恪点点头，示意他坐下：“继续说。”

“特別是技术部门那几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私下在打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陈致远的声音很低，“他们说，担心九七之后……香江会变。”

“变是肯定的。”王恪喝了口茶，茶是上好的龙井，但此刻喝在嘴里有些苦涩，“关键是怎么变，往什么方向变。”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陈致远：“看看这个。”

文件標题是《关於香江科技產业长远发展的若干思考》，厚厚一叠，装订得很整齐。陈致远翻开，越看眼睛睁得越大。

文件里详细分析了香江的產业现状：製造业北移，地產金融虚火，科技產业薄弱。然后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建立香江科技大学，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扶持本土科技企业，加强与內地的技术合作……

“王总，这是……”

“我准备了半年的东西。”王恪说，“原本想过段时间再拿出来。但现在看，时机到了。”

他走到窗前，看著窗外的城市：“致远，你知道香江现在最缺什么吗？”

“缺……產业升级？缺核心技术？”

“缺信心。”王恪转过身，“不是对某个政权的信心，是对这片土地未来发展的信心。人们为什么想走？不是因为怕穷——香江现在比內地富裕得多。是因为看不清未来，不知道九七之后，这里会变成什么样。”

陈致远若有所思。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空喊口號，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人们看到：香江的未来，不仅不会变差，还会更好。”王恪指著那份文件，“科技產业，就是最好的切入点。它不依赖地產投机，不依赖转口贸易，它靠的是人才、技术、创新——这些，香江都有潜力。”

“可是王总，现在这种气氛……”陈致远有些担忧，“投资者都在观望，银行收紧信贷，股市跌跌不休。咱们这时候大张旗鼓搞科技投资，会不会……”

“正因为大家都在观望，我们才要行动。”王恪说，“致远，你记得咱们做方舟一號的时候吗？所有人都说个人电脑没市场，但我们做成了。现在也一样——所有人都说香江没未来，我们就用实际行动证明，未来在我们手里。”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陈致远看著老板，忽然想起三年前，在四合院那个小小的东跨院里，王恪也是这样平静地说：“我要去南方，做些事情。”那时候没人知道他会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

而现在，明远集团已经是香江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王总，我听您的。”陈致远说，“需要我做什么？”

“两件事。”王恪走回办公桌，“第一，准备方舟一號第二代產品的发布会，时间定在三月。规格要高，声势要大，要让全香江、全世界看到，中国的电脑技术不输给任何人。”

“第二呢？”

“第二，”王恪顿了顿，“以明远集团的名义，发起成立『香江科技发展基金』，初期规模一亿港幣，专门投资本地科技创业项目。你来做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

一亿港幣！陈致远倒吸一口凉气。这在1982年，是一笔巨款。

“王总，这……这钱从哪来？”

“明远出一半，另一半我去找。”王恪说，“霍英东先生、包玉刚先生，还有几位爱国商人，我都联繫过了。他们都愿意支持。”

陈致远明白了。这不仅是一个商业基金，更是一个信號——爱国资本对香江未来的信心。

接下来的日子，王恪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在各个场合之间穿梭。

一月十五日，他与霍英东在半岛酒店茶敘。两个小时后，霍英东公开表示：“香江的繁荣离不开祖国的支持，我对香江的未来充满信心。”

一月二十日，他参加包玉刚组织的船王晚宴。宴会上，包玉刚举杯致辞：“香江是我们的家，家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包玉刚，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这些话通过报纸、电视传遍了香江。市场上，那些最悲观的声音，开始出现了一丝鬆动。

但暗流仍在涌动。

一月二十五日，明远集团旗下的《东方早报》收到一封匿名信，信里详细列举了內地“文革”期间的各种“暴行”，警告香江人“九七之后就是地狱”。总编辑不敢做主，把信送到了王恪桌上。

王恪看完信，沉默了很久。

“王总，要不要……报警？”总编辑小心翼翼地问。

“不用。”王恪把信折好，放进抽屉，“这封信的目的不是恐嚇，是试探。看我们会怎么反应。”

他抬起头：“明天的头版，发一篇社论。题目就叫《实事求是看未来》。不迴避问题，不空谈理想，就讲实实在在的发展——內地这三年改革开放的变化，特区建设的成就，老百姓生活的改善。用事实说话。”

“可是……”总编辑有些犹豫，“这样会不会太……亲共了？”

“我们不是亲谁，我们是亲事实。”王恪说，“香江人聪明，会自己判断。你越藏著掖著，他们越怀疑。你把事实摊开，让他们自己看。”